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闽籍华侨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并英勇投身于侨居地的抗日斗争行列，为祖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福建省作为我国第二大侨乡，抗日战争时期，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侨有将近300万人，占华侨总数的1/3，南洋华侨中大部分都为闽籍。从声援抗议、捐财捐物，直至回国参战奋勇杀敌，闽籍华侨表现尤为突出，涌现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一大批拳拳赤诚的爱国侨胞，谱写了一首首悲壮激昂的抗日战歌。闽籍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很多人物、诸多事迹值得去传播、去传颂，莆田籍华侨——张元豹便是其中之一。
一、中共党员，壮志未酬走星洲
张元豹( 1916—1942年)，又名黄石、阿进，号伯羔。1916年，出生于仙游县东门外土寨村（今仙游县鲤城街道北宝峰社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张元豹就学于仙游公立中学，后进入仙游县中附设的高师班读书。1930年，高师班毕业的张元豹到仙游坝下小学任教。在同事——中共党员潘涛的引导下，张元豹参加了革命互济会，并积极地参与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农运工作。1932年，在潘涛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夏，张元豹调到中共莆田中心县委机关工作，任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委员。1934 年3月，任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书记，兼任农运工作。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国民党宪兵四团破获，波及莆田、仙游两县中共地方组织。中共党员张元豹因叛徒出卖，在莆田郊区延寿村被宪兵逮捕。在被押送回莆田城里的途中，张元豹借机逃脱。因仙游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无法联系上组织的张元豹在亲友的帮助下，秘密离开仙游逃往厦门，又从厦门辗转到新加坡的星洲(当时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分，系英国殖民地)，最后漂泊至吡叻州把巴埠，在当地的华侨小学任教。
从此，张元豹成为漂泊在异国他乡的闽侨中的一员。此后，他虽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国，没有因革命挫折和环境变化而放弃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不懈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二、马共党员，鞠躬尽瘁为抗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闽籍华侨或组织抗日武装，或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队，或通过其他形式，积极投身于保卫第二故乡的战斗，同侨居地人民和盟国军队并肩作战。1935—1936年间，张元豹通过马来亚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成员——《中华晨报》的主编恢复了组织关系和革命工作，并同从闽中逃往马来亚的中共党员张兆汉、许彧青等人取得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一时期的张元豹领导着吡叻州的抗日救援工作，经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特别是1937 年下半年，并肩作战的仙游同乡张兆汉、许彧青、蔡园等人相继回国参加抗战后，张元豹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于是，他不得不辞掉小学教师职务，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1938年秋，为配合祖国的抗日战争，加大星马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力度，马共中央决定在吡叻州召开抗援代表大会。作为吡叻州马共地方组织领导人，张元豹妥善安排会议经费、人员组织、会议地点、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一系列工作，使得会议圆满成功。由于出色的工作成效和出众的领导才能，张元豹被补选为马共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从此，张元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按照马共中央的分工，全权负责马来亚文化界的救亡工作，并兼任新加坡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三、唤醒民众，奋笔疾书忙宣传
面对日寇的侵略，闽籍华侨积极开展救亡宣传，从政治舆论上声援祖国抗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在当地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与舆论动员，唤醒民众，众志成城，共同抵御敌人的侵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此时的张元豹，不仅是一个身在战争漩涡的忠实记录者，还是一位鼓励民众积极抗日的参与者，更是一名宣传海外华侨支持抗日的传播者。他时常同张兆汉、许彧青等人一道撰写时论和具有革命内容的文艺作品，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上刊登进步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华侨义捐支援抗战。1937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领导人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陈炳奎等集体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张元豹获知消息后非常震惊，一方面撰写文章，指责国民党福建当局大敌当前、同室操戈，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发动社会舆论进行揭露；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星马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同乡会员，为营救闽中特委领导人而积极捐款。1937年6月，王于洁、潘涛等五特委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消息传到星马地区时，张元豹极为悲痛。然而，痛定思痛之后，更坚定了他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随后，张元豹应邀兼任《星洲时报》驻吡叻州的特约记者，以战地为纸、敌后为笔开展抗日宣传，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抗战、揭露日寇暴行、动员南洋华侨援助前线，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最好的救亡宣传。
四、捐款动员，竭尽所能募物资
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数百万的海外闽籍华侨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在南洋，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联络各界人士，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积极组织南侨总会等华侨救国救乡的联合组织，发动侨众以财力物力人力援助祖国抗敌御侮。据南侨总会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底，闽籍华侨捐款将近1亿元，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上千辆。正如南洋侨领陈嘉庚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
在马共中央的领导下，星马各地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并在政治舆论、文化宣传、经济、军事和各种物资上大力支援祖国抗日。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无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论贫富贵贱，都从自己的收入中每月固定捐献一定数量的现金，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因此，领导捐款援助祖国抗战运动便成为当时马共的中心任务。身为吡叻州马共地方组织领导人的张元豹为了募捐工作，每日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奔波在吡叻州的各埠之间，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积极动员广大侨胞踊跃捐款捐物。此时的张元豹仅仅领着马共党内每月八元叻币的生活费和马共中央付给的每月10余元的生活补助费，时常因经济上的困难而饥一顿饱一顿。但他依然响应“节食救国”的号召，自愿认领日捐和月捐，积极为支持祖国抗战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五、意欲杀敌，奈何抱恙守后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广大闽籍华侨直接置身于侨居地的抗日斗争行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少富于爱国激情、矢志从戎的华侨青年学子跃跃欲试，请缨杀敌，并有远至万里自动归国者。面对日本法西斯的血腥屠杀和大肆掠夺，广大闽籍华侨没有屈服。他们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战火烧遍了东南亚各国和地区。1941年底，日军加紧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入侵，新加坡面临沦陷的困境，局势不断恶化。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驱逐入侵之敌，马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到马来亚内地，组建武装，抗击日军。张元豹闻讯后，强烈要求到内地、到前线参加武装斗争。但那时，为了抗日事业而长期劳累的张元豹已积劳成疾，患了肺病。身体每况愈下，身形明显消瘦。在同志们的一再追问下，张元豹轻描淡写地说：“肺有点小毛病，没大事”。但是，组织出于对他身体健康的考虑，决定让他继续留在新加坡工开展抗日敌后工作。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日军疯狂捕杀马共党员、株连全家老少的环境下，明知自己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可能下，作为马共中央委员的张元豹始终坚持带病工作、顽强抗战。并且，提前做好各项工作，他嘱咐自己的妻子，万一自己遭遇不测，就立即去找同乡傅杨修，请他助母子脱险。
六、被捕入狱，坚贞不屈拒投降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形势更加严峻，日军疯狂屠杀、镇压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四处捕杀前马共党员。由于叛徒出卖，张元豹身份暴露，在新加坡世界书局被一群日本军警突围逮捕，关进新加坡四排坡大监狱。入狱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拒不投降、严守党的机密。身受酷刑，又加上监狱环境恶劣，促使张元豹肺病复发。不能得到必要的治疗，导致他的身体极度虚弱。更因当地粮荒，“犯人”几乎难以吃到大米饭，只能以香蕉皮充饥，不良的饮食，加速张元豹病情的恶化。在严刑、重病和饥饿的三重煎熬下，卧床不起的张元豹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念念不忘革命工作，通过同情革命的华人狱卒，寄信通知未被捕的党员，要求他们注意隐蔽，并提高警惕，铲锄叛徒，保存革命力量。1942年下半年，张元豹壮志未酬，含恨离开人间，被埋在四排坡后面的万人穴中。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新加坡也于1945 年秋光复。为了探明张元豹的下落，他的大妹及傅杨修等人特地前往新加坡四排坡，寻找张元豹的踪迹。但万人穴上，荒草凄凄，白骨成堆，哪能寻到张元豹的遗骸。1947年，仙游的老画家、张元豹的同乡张霰和闽中地下党员张兆汉先后造访新加坡，寻找张元豹。在新加坡马共中央办事处了解到张元豹的一些情况，证实“黄石同志(张元豹），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号伯羔，福建人，1942年叛徒出卖后，坚贞不屈，病逝狱中。”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张元豹的历史功绩，追认他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张元豹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80周年。80载沧海桑田，闽籍华侨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如此，作为当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闽籍华侨在抗日战争中铸就的丰碑，永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逊色。诸如张元豹这般的闽籍华侨值得我们永远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称颂。为抗日战争做出卓越贡献的闽籍华侨，将名垂青史，永铭八闽儿女心中！
（作者：陈颖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