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亚郎，秀屿区东庄镇东红村后湖人。1906年9月出生，父亲林宽，母亲陈氏。林亚郎的家乡位于莆田的沿海，与笏石镇毗邻。由于土瘦水缺，十年九旱，粮食短缺，贫苦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
1926年2月中共莆田地方组织建立后，笏石一直是莆田沿海革命运动的中心。林亚郎进入青年时期后，刚好处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笏石及莆田各地的风云变幻，给了林亚郎以深刻的思想影响。
1931年2月中共莆田县委重建后，重新聚集力量，致力于改变外坑苏区失败后的困难局面。在革命低潮时期，林亚郎毅然参加了革命。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以一个革命青年的热情，投入开展农会的工作。他对亲戚们说：“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们一起来入会吧！”他对相好的同龄青年说：“单竹不成排，团结有力量，大家要捆成一股绳！”他对上一辈的人说：“你们苦了半辈子多了，也要最后拼一拼了！”林亚郎富有鼓动性的宣传，对动员群众加入农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农会组织起来后，林亚郎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斗争，得到了农民的普遍拥护。他自己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进步，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12月，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在沿海农会选拔、培养了一些党员骨干，建立了基层党、团支部。林亚郎因工作成绩突出，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上级党组织的信任，遂升任后湖仔村、翁门前村的党支部书记。随后，林亚郎继续组织、巩固辖下的抗日农会，发展了许多新会员，开展抗捐抗税、驱逐铺差、斗霸分粮等斗争，把农会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福建事变”失败后，中共莆田中心县委派潘涛、陈建新等人到忠门区加强领导，建立了忠门区“活动分子会”。林亚郎等一些活动分子汇集在这个会里，公开发动群众开展春荒分粮斗争，反抗无理缴纳钱、粮。1934年初，林亚郎等人分头发动抗日农会的会员，组织了1000多名会员，一齐涌向区署，把区长揪出来批斗，并开仓分粮，深受贫苦群众的拥护。
1934年3月，忠门区农会在反抗两连军队催捐时，会员被捕30多人、牺牲数人。林亚郎马上领导后湖仔村、翁门前村的党员和抗日农会会员进行抗议。这次斗争开始时，林亚郎走家串户，分别做贫苦农民的思想工作，统一他们的认识。在斗争紧张时，他与来询问的贫苦农民一起谈心，坚定了他们的信念，配合了沿海中心区域的斗争。在斗争受挫折时，他及时应变，布置隐蔽等退却工作。
由于林亚郎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在工作中表现突出，1934年3月，任中共忠门区委委员，同年4月，任中共莆田县委委员。
同年4月8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等人在福州被捕后叛变。曾多次到莆田巡视的市委巡视员练文澜被捕后出卖了莆田中心县委所属的党、团组织。莆田、仙游两县的地下党、团干部被捕和自首的达数十人。事件发生后，林亚郎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迅速联络了一批坚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配合中共莆田县委书记潘涛组织应变。
潘涛、林亚郎等一批地下党、团骨干集中在忠门根据地，商讨惩罚叛徒，防止破坏活动向农村蔓延的措施。会议决定布置全县各基点村，普遍组织“打狗团”，狠狠打击叛徒、特务，斩断敌人的魔爪。会后，地下党在江口的院里、城郊的延寿惩治了叛徒和特务的嚣张气焰。消息传开后，叛徒、特务再也不敢贸然到地下革命的基点村去抓人。中共莆田县委也因此而保存了活跃在农村的许多基层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幸免于难的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常委兼兵运书记王于洁与妻子苏华从福州回到莆田后，与莆田县委取得了联系，并于1934年9月在灵川西厝重建中共莆田中心县委。由于林亚郎工作踏实，对党忠心耿耿，有一定的领导工作能力，而且在打叛肃奸斗争中立场坚定、措施有力。因此，被选为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林亚郎上任后，根据中心县委的安排，到处寻找在白色恐怖时分散隐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他以买卖蛋品为掩护，奔波在城乡内外，跋涉于山区沿海，联系骨干，了解情况，恢复了一部分党、团员的组织关系。1935年5月，莆田中心县委与福清中心县委联合组建中共闽中特委。林亚郎这时已成为一个能独挡一面的成熟的领导干部，他就任莆田县委书记兼沿海区委书记。林亚郎把县委机关驻地设在渠桥西亭、忠门东坑等地。他按照闽中特委的指示，动员、组织了一批革命青年参加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同时，林亚郎还侧重开展白区工作，物色可靠人员，考虑地点布局，逐步健全地下联络站的网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共莆田县委下辖4个区委22个支部。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一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林亚郎十分注意地下工作的隐蔽和安全，相继把县委机关驻地迁移到莆田与永泰两县的边界和莆田县的城郊四亭等地。同时，为了便于联络和掩护，林亚郎与地下工作人员卢金珠在永泰边界的莆田县委机关驻地开设一个饮食店兼旅社，为地下党人员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在工作中，他们两人产生了感情。后经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林亚郎与卢金珠结为夫妻。
1938年2月，中共莆田县委发出《为春耕生产告农友书》，号召增加生产支援抗战。中共闽中工委从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0师独立大队的游击队员中抽调一些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回到莆田，协助县委书记林亚郎加强地方工作。县委发动群众开展减低田租禁放高利贷、严禁田赋捐税舞弊和滥收“战时捐款”的群众斗争，组织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粮借种，以度过春荒。同时，县委还指派县委委员张伯庭组织农民代表70多人到莆田县政府请愿，要求给予农贷的发放权。在林亚郎的领导下，这些斗争缓和了贫苦农民春荒和春播的困难。
4月，闽中红军游击队(独立大队)北上编入新四军。林亚郎的侄儿林玉清也随队奔赴抗日前线。
8月，中共闽中工委分建为3个中心县委。其中中共莆田中心县委下辖莆田县委和仙游、永泰党支部。林亚郎任莆田中心县委委员兼莆田县委书记。
同年夏天，国民党莆田县党部出面在农村成立抗日农会，先举办农会干部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回到各乡组建农会。中共莆田县委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基本地区的农民推选进步的代表参加培训，防止保甲长篡夺农会的领导权。因此，张伯庭、张霖、谢卿、康梅、王国清、戴天宝等人分别掌握了四亭、吴江、锦墩、东坑、澳柄、东度、珠江等乡的农会权力。这些农会，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以农会名义同地主富农谈判，执行“二五减租”政策。有的基层农会还承办税捐，合理摊派壮丁额，处理地霸干涉婚姻、勒索农民等事情。有的基层农会还组织农民开展反“买青苗”、反高利贷剥削的斗争。平原各乡的农会还组织剧团，到处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由于农民参加农会后得到实际的利益，农会在农民中的威信相对提高了。因此，农民自己有事，都找农会解决。要出远门，就找农会打路条；有矛盾纠纷则请求农会调解等。农会发展的高峰期，全县有74个乡农会、七八万会员。林亚郎在全面领导县委工作的同时，仍侧重负责沿海地区的农会工作。
随着莆田县农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国民党地方当局始则怀疑继而恐惧。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莆田地方当局下令解散莆田县农会，宣布农会证件一律无效。中共莆田县委布置基本地区的农会转入了秘密或半公开的活动。
1939年7月，中共闽南特委成立。特委在机关驻地的莆田与永泰两县交界的宁里举办党员积极分子、干部训练班。林亚郎与妻子卢金珠均参加了训练班。通过学习，林亚郎的政策水平、领导能力、军事素质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林亚郎领导下，中共莆田县委积极发展优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革命力量，县委扩大到下辖4个区委、18个支部，有85名党员。县委一方面以党员为骨干，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合法斗争，争取抗日救亡活动的合法权利，一方面把工作基点放在沿海的抗日前沿地带，在忠门王厝村设立抗日办事处，组建挂名忠门乡抗日自卫团的革命武装，公开集训近100名进步青年。因此，林亚郎领导中共莆田县委，打开了沿海工作的新局面。
同年10月30日，中共莆田县委又在梧塘的省三小学召开会议，决定继续扩大党组织、抗日武装和地下联络站；规定每个月召开两次县委会，汇报工作进度，总结经验教训，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
1940年，莆田县沿海春荒严重，县委书记林亚郎决定秘密发动农会，开展请愿斗争。他召集了县委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发动沿海和平原共同请愿，讲究灵活的斗争策略，尤其是大力动员妇女与老人参加，这既拓展了斗争的广度，又增加了斗争力量。
会后，县委委员分头行动，张伯庭等人在忠门地区发动500多名妇女、老人等到第六区署集体请愿，要求迅速发放救济的粮食。数百名贫苦群众愤怒地包围了区署，众口一词地要求马上发放救济的粮食。区署对老弱病残的群众不敢使用武力镇压，只得一面解释而拖延时间，一面急忙向县政府告急。与此同时，由县委组织发动的平原地区1000多名请愿群众也汇集城厢，占领了县政府办公室。人们情绪激愤，异口同声要求尽快发放救济粮。一时间，义愤填膺的喊声、骂声、抗议声汇成一片，震耳欲聋，整个县政府大院像快要爆炸的火药桶一样，气氛十分紧张。县长吓得六神无主，心惊胆战地偷偷逃跑后，被迫派县政府的代表接受群众的请愿要求。中共莆田县委组织的这次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莆田县地方当局迫害抗日军属，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派副官张水和到莆田县交涉，并发放抗属证明书慰问品。在此情况下，莆田地方当局只得释放了抗日军属。林亚郎领导的莆田县委借此机会，分头下乡发动群众，组织人员慰问抗日军属，宣传抗日光荣，并要求惩办一些迫害抗日军属的保长！在人证、物证俱在及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莆田地方当局只得撤换了几个劣迹昭彰的保长。
1940年起，林亚郎把县委机关的驻地迁到忠门东坑、月洋坡等地，随时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同年3月8日，县委在忠门西园村开会，专门研究沿海的抗日打伪工作。
国民党特务侦察到忠门乡抗日自卫团是受中共控制的，经过密谋策划后，于7月11日调动忠门区保安队前去骚扰。在县委有理有节的指示下，忠门乡抗日自卫团坚决抵制了保安队的恶意挑衅。14日，自卫团又严阵以待、团结战斗，击退了国民党忠门区自卫队一个排的突然袭击。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接踵而来的武装挑衅，林亚郎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指示忠门乡抗日自卫团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并从形势的恶化来考虑，准备了应变方案。17日，莆田县保安团2个连包围并袭击王厝，忠门乡抗日自卫团因寡不敌众而及时撤退，但2名中共党员牺牲，王厝、忠门、水头、后张、月塘、东张等乡村遭到摧残，忠门乡抗日自卫团的队员被搜捕。
事变发生后，在林亚郎领导下，县委迅速把忠门的骨干力量转移到平海湾一带，即在埭头、平海、南日和黄瓜岛等地通过扎根串连，以亲引亲，以友会友，形成一批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点，创造了一片新的抗日反顽活动基地，还在黄瓜岛上建立了一支10多人的人民抗日游击队。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月12日，中共莆田县委在梧塘的省三小学开会，研究隐蔽精干、埋伏力量等问题。会议认为：莆田的沿海，日寇鞭长莫及，国民党军惧敌，已撤出主要的海岛，伪军的实力有限，而且其头头多是莆田、仙游人，大有文章可作。地下党的武装可以隐蔽在海上伪军中，比陆地容易机动，海船顺风行驶极快，容易转移。会后，林亚郎与县委其他领导商议后，遂派戴天室、陈文通利用同乡的关系打入驻乌丘岛的伪军张天真(莆田东峤人)部队，分别担任副官和第一中队文书。不久，林亚郎又派县委委员张伯庭上岛，与张天真结拜兄弟，领导伪军中的策反工作。
1941年2月，由张伯庭担任中共莆田县委书记，林亚郎调到中共闽南特委机关任科长，在永泰鹅后专门训练党员和抗日骨干。
1942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闽中加紧“清剿”；莆田、永泰等地山区的地下党人员和基本群众损失严重。中共闽南特委（1943年2月改称闽中特委）在永泰鹅后村召开各地游击队骨干和党员干部会议，贯彻省委指示并决定：各地党组织暂停一切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区隐蔽。此后，林亚郎由上级党组织调到江西去学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1946年11月，中共闽中特委委员林汝楠到莆田协助县委恢复和扩大沿海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反“三征”(征粮、征兵、征捐)斗争，组建了莆田人民游击队。这时，林亚郎又奉命回莆田参加了游击队，使莆田革命工作增添了骨干力量。
1947年4月，中共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率武装骨干从长乐经福清到莆田，与莆田人民游击队会合，在渠桥西亭村成立闽中游击纵队（亦称“戴云纵队”），共100多人。林亚郎虽然年纪大了些，仍然以被编入纵队而感到自豪。
4月19日，戴云纵队攻克莆田县枫叶塘镇公所和田粮处，活捉镇长，击毙粮警1人，缴枪18枝，开仓分粮1000余担。林亚郎随队参加了这次武装斗争。他看着贫苦群众欣喜万分地挑着粮食回家，看着妇女含着泪花对游击队员一再感谢的眼神，看着儿童们左手一袋、右手一篮的童稚喜态，心里非常开心。
6月6日，闽中游击纵队转进到仙游县钟山九天宫时，林亚郎等 50多人与省保安第一总队第六中队 40多人打了1个多小时的遭遇战。凌晨浓雾弥漫，能见度极低，虽见双方枪弹纷飞、手榴弹频爆，但战斗效果不佳，遂各自撤兵。
闽中游击纵队转到书峰兰石芦前村后，林亚郎等人又随队进军度尾后埔。6月16日，闽中游击纵队发动群众800多人砸开三教祠、下亭两处粮仓，向贫苦群众分粮约 3000担。
闽中游击纵队在仙游后埔破仓分粮后，马上向德化方向转移，但国民党地方当局派来的军队已经形成前阻后追的阵势，战斗频繁发生。林亚郎在一次战斗中，不慎被击中腹部。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他因伤病无法随军转战，遂被护送回莆田隐蔽治疗，但不久终因伤势过重牺牲。是年41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林亚郎为革命烈士。
（作者：石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