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霖，又名张作舟，荔城区西天尾镇龙山村人，1910年出生。父亲张梨，以务农、修造沟船为生，家庭经济较宽裕。张霖在兄弟中最小，少年时读过5年私塾，算是粗通文墨。13岁起，张霖就走上社会，随父亲撑划沟船为生，目睹、品尝到了旧社会生活底层的辛酸苦辣。张霖长大后，娶西天尾碗洋村的陈友妹为妻。

张霖撑划沟船的出发地溪安和目的地四亭、郊下等村，都是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早期活动基点。郊下早在1927年1月就成立了中共支部，大革命时期开展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同年12月，中共北路区委成立，建立了溪安等支部。

1929年，张霖在中共党员张伯庭的介绍下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吃苦耐劳、机智勇敢，完成了多次通讯联络工作和运送物资、人员的任务。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张霖进步很大。1931年，张霖加入中国共产党，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去。

1935年，张霖加入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参加闽中三年游击战争。同年7月， 张霖介绍其侄儿张坤到常太游击根据地参加革命，担任游击队交通员。1936年，张坤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闽中工农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后，张霖留在闽中继续坚持地方工作。

1938年8月，中共莆田平原区委成立，张伯庭任书记，张霖任委员。张霖根据县委的指示，参加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举办的农会干部训练班，取得了创办基层农会的合法资格。结业后，他回乡组织农会。夏收时节，张霖利用国民党“二五减租”的口号，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除此以外，他还通过农会承包税捐和壮丁额，进行合理摊派，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农会会员有会员证，可以当作路条通行。农会还帮助会员解决纠纷和处理一些问题，在农民中威信很高。农会还组织一个剧团，到处宣传，扩大影响。张伯庭、张霖等党员亲自参加剧团的演出。当别的乡成立农会时，该剧团就去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创造性地开展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闽中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张霖领导的农会与莆田县其他基层农会一起转入秘密活动。在张霖的启发教育下，他的妻子陈友妹的思想逐渐进步，也于这一年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从此，张霖夫妻比翼双飞，互相支持。

同年7月，中共闽南特委成立，驻在莆田县北部与永泰县南部交界的宁里。特委在宁里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分期分批抽调各县党员骨干去学习。张霖参加了干训班的筹备与学习。他与张伯庭各挑一担铺盖，从城郊四亭一直挑到宁里，供各个学员住宿。路途崎岖难走，他们长途跋涉，沿途遇人问时，只假托是山区办产科(医院)需用被席。在干训班，张霖等学员经过系统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后，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普遍得到了提高，大都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

1940年4月，张霖升任新成立的中共莆(田)仙(游)永(泰)边区工委委员。中共莆仙永边区工委下辖3个区委14个支部。根据组织上的分工，张霖在边区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强抓壮丁，反对苛捐杂税，禁止盗窃、赌博，使得边区面貌焕然一新。他还参与组织信用合作社，向国民党银行申请贷款，以低息贷给农民、借给贫农；还设立盐子店，解决了群众吃盐难的问题。这些工作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在巩固边区中心区的基础上，张霖也发展了边区外围的一些活动据点。例如，他亲自到庄边吉云去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发动组织群众，发展进步人员参加地下工作。

1941年9月，张霖升任中共莆田县委委员。同年中秋节晚上，郑文达等沿海一批游击队队员到张霖家集中，第二天早上，由张霖和中共闽南特委委员蔡文焕带领二三十人出发，到长乐编入抗日游击总队，参加闽中沿海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4月长乐“江田事件”发生后，张霖带侄子张坤等人到莆田县沿海一带，由笏石至平海、由北高至黄瓜屿，通过交朋友、攀亲戚等方法，从中选择贫农作骨干，边经商边工作，将笏石、平海线与北高、黄瓜屿线连成了一片，各村都设有地下联络站。随后，张霖在沿海组织张坤等一批人潜入海岛的伪“福建和平救国军”建立隐蔽基点，在海上秘密组建了一支中共闽南特委领导的闽中海上游击队。

闽中海上游击队在隐蔽中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并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即以“伪”打伪、以“伪”打顽、以“伪”反日，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肯定和支持。

闽中海上游击队生活困难，衣服也都穿破了。闽中海上游击队领导人翁鸿镗就派张坤回大陆，交待张霖设法解决海上游击队队员每人一套衣服。当时，中共莆田县委经费也很困难。张霖经过多方努力，才解决了海上游击队队员每人一件麻袋布料做的上衣。

1943年2月，中共闽南特委改为中共闽中特委。8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到莆田视察工作后， 决定省委机关由闽北迁到闽中。10月，省委机关人员安全转移到闽中，暂驻仙游县钟山上湖底。1944年1月，省委在仙游与永泰两县交界的青溪开展整风学习。闽江、闽中两个特委的县以上干部30多人参加了学习。张霖在半个月的学习时间里，从理论高度上弄清了抗日、打伪、反顽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全省工作中理解了坚持闽中海上游击队掩蔽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性，增进了地委、县委领导人之间的互相了解与互相支持。会后，中共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带张霖等18个骨干组成武工队，执行省委下达的筹款命令，开展经济斗争。

1944年2月下旬，武工队由张霖带路，昼宿夜行，经过三夜急行军，来到张霖的家乡——西天尾溪安。张霖一家安排了武工队的食宿。2月29日下午，张霖划着沟船，把武工队员送到涵江新港的沟头。一路上他注意沿岸的动静，及时化解了一些不利因素。武工队上岸后，黄国璋化装成国民党军的副团长，威风凛廪地坐上轿子，在武工队员化装的护兵们的簇拥下，直奔涵江。武工队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方案，趁涵江交通银行正要关门之际，黄国璋、张霖等人持枪进入银行，不费一枪一炮，超额完成了省委布置的筹款任务。

同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设立“莆仙永边区联防指挥部”，开展军队、政府、警察、特务四位一体的联防和“清乡”。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经德化县的坂里，仙游县的东湖、后埔中岳街，永泰县的官烈而迁到长乐县的南阳。张霖率武装队伍沿途保护省委、特委机关人员行军。他率队随省委的其他武装一起，在东湖与永泰县警察中队打了一仗，在中岳街与镇自卫队打了一仗，顺利地完成了省委、特委机关转移路上的安全保卫与交通联络等工作。

1945年2月21日，张霖率6人隐蔽于笏石珠坑村，根据事先侦察到的情报和计划好的方案，下午到该村连宝山截获了前下盐场7名盐警挑运的饷款4担，未暴露身份与行踪，完成了筹款缴枪任务，运交闽中海上游击队使用。此后，张霖经常在湄州等沿海岛屿出入，负责闽中海上游击队中福清、平潭等县的队伍。

5月下旬，张霖与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福建人民抗日先遣队福清支队支队长何胥陶及副支队长刘家煌一起，率海上游击队乘3艘船从长乐转移到平潭县的苏澳隐蔽休整。由于平潭县长林荫、自卫队中队长林正乾以前都曾帮助过闽中的地下党组织和海上游击队，何胥陶因此放松了警惕。其实当时伪、顽已互相勾结共同反共。结果，在隐蔽20多天后游击队被平潭县自卫队包围突袭，何胥陶、刘家煌、张霖等40多名指战员被捕，酿成“苏澳事件”，使闽中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

张霖不愧是党的领导干部，他在被刑讯中伤痕累累，仍然咬紧牙关，保守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秘密。国民党顽固派费尽心机，一无所获，遂气急败坏地狠下毒手。张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与何胥陶、刘家煌等共13人于6月下旬英勇就义。张霖牺牲时年仅35岁。

张霖牺牲后3个月，其妻友妹生下遗腹女张金莺。环境险恶与工作繁忙，张金莺被送给忠门一户农家抚养。1947年11月，陈友妹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壮烈就义于涵江黄巷坡。

新中国成立后，张霖的侄儿张坤经认真寻访，批回了张金莺并予以抚养。张金莺后在1964年考入福州军区卫生学校。

（作者：蔡国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