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豹，又名黄石、阿进，号伯羔。1916年出生于仙游县东门外土寨村（今鲤城街道北宝峰社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受纯朴浓厚的农家情感影响，他从小养成勤劳朴素的良好习惯，这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少时时期的张元豹就学于仙游公立中学，他在学校朴实寡言、不苟言谈，但与同学却关系融洽，使人觉得诚恳、可亲、文静，因而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阿豹”。出生于农民家庭的张元豹从小善恶分明，且极有主见。当时，学校隔壁有一间仙游较著名的王元龙占相馆，同学们有空时就去观看占相，还把占相术演绎得奥妙神奇。而张元豹却说:“我不相信，哪能一相定终生，一占知休咎呢？”表现出张元豹与众不同又能冷静处事的独特性格。

初中毕业后，张元豹进入仙游县中附设的高师班读书。1930年，张元豹高师毕业后，在仙游坝下小学任教。坝下小学革命气氛浑厚，中共东区支部早在1927年就在这里诞生，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张元豹来坝下小学后，恰好与中共党员潘涛共事，他们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在潘涛的引导下，张元豹参加了革命互济会，并积极参与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农运工作。

1932年，张元豹在潘涛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道路。1933年夏，张元豹调到中共莆田中心县委机关工作，当时中心县委正在组建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便安排张元豹在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工作，担任委员。1934 年3月，任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书记，除了负责莆田、仙游两县团的工作外，还兼任农运工作。

正当张元豹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之际，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于1934年4月被国民党宪兵四团破获，市委书记陈之枢等人相继被捕叛变。由于中共莆田中心县委隶属于福州中心市委，所以，福州中心市委的暴露，立即波及莆田、仙游两县中共地方组织。叛徒马上带宪兵从福州到莆田、仙游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在短时间内莆仙两县的党团组织均遭严重破坏。

张元豹因事前不知消息，结果在莆田郊区延寿村被宪兵逮捕。面对突发事件，张元豹处变不乱，伺机逃脱。在宪兵押送张元豹回莆田城里的途中，他趁群众围观之机，迅速撞倒宪兵后逃入人群，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并连夜逃回仙游。然而，仙游的党、团组织同样遭到严重破坏，一时无法取得联系。于是，张元豹通过亲友的帮助，秘密离开仙游逃往厦门，又从厦门辗转到新加坡的星洲(当时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分，系英国殖民地)，后又漂泊到达吡叻州把巴埠的华侨小学任教。

张元豹并没有因革命挫折和环境的变化而放弃共产主义信念。他虽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国，时刻关注闽中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漂泊他国异乡的张元豹仍然不懈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在1935年至1936年间，张元豹经常撰写进步文章，投稿《中华晨报》副刊，因而结识了一批有志之士，并有幸同马来亚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成员《中华晨报》的主编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和革命工作。同时，张元豹还同从闽中逃往马来亚的中共党员张兆汉、许彧青等人取得联系，同他们一道撰写时论和具有革命内容的文艺作品，并经常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上刊登进步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华侨义捐支援抗战。

1937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领导人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陈炳奎等集体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张元豹获知消息后非常震惊，一方面撰写文章，指责国民党福建当局大敌当前、同室操戈，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发动社会舆论进行揭露；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星马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同乡会员，为营救闽中特委领导人而积极捐款。1937年6月，王于洁、潘涛等五特委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消息传到星马地区时，张元豹极为悲痛。然而，痛定思痛之后，除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慨，他更坚定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倡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作为炎黄子孙的海外侨胞也积极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在华人代表陈嘉庚先生的带领下，海外华侨率先在星洲组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积极支持祖国抗战。在马共中央的领导下，星马各地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并在政治舆论、文化宣传、经济、军事和各种物资上大力支援祖国抗日。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无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论贫富贵贱，都从自己的收入中每月固定捐献一定数量的现金，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因此，领导捐款援助祖国抗战运动成为当时马共的中心任务。

这一时期的张元豹，边教学、边写稿，还要领导吡叻州的抗日救援工作。他经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特别是1937 年下半年，原在一起工作的张兆汉、许彧青、蔡园等人相继回国参加抗战，张元豹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了。于是，他不得不辞掉小学教师职务，开始他的职业革命生涯。自1937年下半年起， 他天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驰在吡叻州的各埠之间，居无定所，食无定时，饥一顿饱一顿。当时马共党内只能供给他每月八元叻币的生活费。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影响他从事革命的热情，他仍然一如既往，每天天一亮就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有时虽然没有吃饱饭，但他在战友和同事面前从来只谈工作，绝不透露半点自己生活的艰辛。后来，张元豹应邀兼任《星洲时报》驻吡叻州的特约记者，每月增加了20多元的稿费收入，生活才有了基本保证。以后，由于工作实在繁忙，连写稿的时间也挤不出来，稿酬断绝，生活无着，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元豹才接受马共中央付给的每月10余元的生活补助费。

1938年秋，为配合祖国的抗日战争，加大星马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力度，马共中央决定在吡叻州召开抗援代表大会。作为吡叻州马共地方组织领导人的张元豹任务更加繁重，从会议经费、人员组织、会议地点、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一系列工作都必须妥善安排，确保代表大会万无一失。由于张元豹的出色工作和出众的领导才能，使会议圆满成功，受到马共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张元豹也因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而被补选为马共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从此，张元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按马共中央的分工，负责马来亚文化界的救亡工作，并兼任新加坡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40年6月，张元豹根据马共中央的指示，着手筹备马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于是，他借用了中岭鲁新住宅区的宿舍作为马共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会址，结果因偶然事件，这个宿舍被英国警探侦悉并立即派兵围捕。由于当地居民的极力相助和掩护，张元豹方才脱险。

1941年，张元豹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患了肺病，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也没有将病情向组织汇报。后来因身体明显消瘦，并在同志们的一再追问下，张元豹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肺有点小毛病，没大事”，而且仍然带病坚持工作。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战火烧遍了东南亚各国和地区。1941年底，日军加紧对马来亚的入侵，星洲面临沦陷的困境，局势不断恶化。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驱逐入侵之敌，马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到马来亚内地，组建武装，抗击日军。本来张元豹积极要求到内地去参加武装斗争，但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好，决定他继续留在星洲工作，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942年，日军占领星洲，形势更加严峻，日军疯狂屠杀、镇压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四处捕杀前马共党员，并株连全家老少。作为马共中央委员的张元豹处境更加困难，他预感到自己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可能，便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他嘱咐自己的妻子，万一自己有什么不测，就立即去找同乡傅杨修，请傅安排他们母子脱险。

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张元豹的身份暴露。那天， 张元豹正在新加坡世界书局看书，突然发现有盯梢，正寻思如何甩掉“尾巴”，一群日本军警突围而至，将其逮捕。由于张元豹是书局的常客，即将出事前，他委托书局职员转告其妻子。所以，他妻子得到消息，马上带着幼子找傅杨修，恰好那天傅外出，张妻只好带着幼子凄凄惶惶地加入逃难队伍，此后杳元音信，不知飘落何方？

张元豹被捕之后，关进新加坡四排坡大监狱之中。入狱后，遭到日军的严刑拷打，但他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当时，由于监狱的环境恶劣，促使张元豹肺病复发，又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身体极度虚弱。加上战乱期间，当地闹粮荒，“犯人”几乎难以吃到大米饭，只能以香蕉皮充饥，不良的饮食，加速张元豹病情的恶化。

在严刑、重病和饥饿的三重煎熬下，卧床不起的张元豹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念念不忘革命工作，通过同情革命的华人狱卒，寄信通知未被捕的党员，要求他们注意隐蔽，并提高警惕，铲锄叛徒，保存革命力量。1942年下半年，张元豹壮志未酬，含恨离开人间，被埋在四排坡后面的万人穴中。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新加坡也于1945 年秋光复。为了探明张元豹的下落，他大妹及傅杨修等人特地到新加坡四排坡，寻找张元豹的踪迹。但万人穴上，荒草凄凄，白骨成堆，哪能寻找到张元豹的遗骸。1947年，仙游的老画家、张元豹的同乡张霰和闽中地下党员张兆汉也先后造访新加坡，寻找张元豹的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新加坡马共中央办事处了解到张元豹的一些情况，才证实了“黄石同志(张元豹，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号伯羔，福建人，1942年叛徒出卖后，坚贞不屈，病逝狱中”(见新加坡马共中央办事处油印小册子的记载)。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张元豹的历史功绩，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作者：蔡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