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古代少数几个没有师承名家、没有依靠皇室藏书、并非朝廷史官，仅靠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搜求典籍、研习揣摩而匠心独具的史家。他凭一己之力编出的五百万字的《通志》，是中国历史上继《史记》之后又一部规模宏伟的纪传体通史巨制，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三通”。他就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校雠学家，被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的郑樵。

来源：《福建兴化县志》（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图）

儒门世家诞奇才，三年孤笔撰《通志》

      公元1104年，北宋崇宁三年，郑樵出生于福建莆田一书香门第。莆田以科甲鼎盛、文教发达冠于国中，有“三家两书堂，一门五学士”之谓，是“比屋业儒，俊造如林”的文化之邦。“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更是成为莆田地区的风俗，素有“地不大于曹滕，俗已近乎邹鲁”的称誉。据《郑氏族谱》记载：“郑樵的曾祖子堂‘补太学，中漕司举，复中本贯’。祖父宰，熙宁三年庚戌进士”。其“父国器，太学生，尝损资筑苏陂，人食其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家学渊源，使得郑樵自幼便聪颖好学、刻苦勤勉。《福建兴化县志·儒林传》称他:“性资异人，能言便欲读书，为儿时已有脱落流俗志”。

夹漈草堂（范将 摄）

      公元1119年，郑樵的父亲郑国器“殁于姑苏”，他“徒步护丧归葬”。从此谢绝人事，放弃科举，在越王峰下其父墓侧结庐读书，并立下毕生读书治学的志向。随后，郑樵与从兄郑厚在夹漈山结草屋三间，相互切磋学问。 夹漈山中，郑樵“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舌不罢劳，才不读，便觉舌本倔强。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而莫觉”。因家贫少有藏书，酷爱读书的郑樵只能“闻人家有书，直到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周游所至，遇有藏书家，必留借读尽乃去”。南宋时期，虽朝廷政局动荡，然福建未遭兵火，莆田学术文化发达，藏书之家众多，全国闻名。于是，经年累月，他“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时人赞曰：“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图片来源：《夹漈遗稿·献皇帝书》（民国抄本）（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图）

      公元1135年，郑樵从夹漈山移至芗林山，在芗林寺附近另筑修史堂作为读书、论道、住宿之所，两人在此著述、讲学，声望日高，“一时名人若李纲，赵鼎，张浚皆器重之”。在此期间，郑樵接连遭受重大的家庭变故，胞弟郑槱、幼子郑惕和妻子陈氏先后病逝。然而，纵使形单影只、贫病交加，依然动摇不了他著书修志的决心与梦想，以惊人的毅力，愈发勤奋刻苦、专心致志，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学习、研究和著述中。

      公元1148年，面对政府大规模征集图书的活动，为了不使自己的著作湮没失传，郑樵积极响应朝廷号召，把自己30年来的治学成果进行全面整理，从编好的数百卷著作中挑选18部140卷，徒步二千余里到临安（今杭州）献给朝廷，并呈上简述自己身世及抱负的《献皇帝书》，颇获高宗赵构赞许，把他所献之书“诏藏秘府（国家图书馆）”。翌年，郑樵回乡，继续在夹漈草堂讲学、著述。

图片来源：《夹漈遗稿·献皇帝书》（民国抄本）（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图）

      公元1158年，郑樵因为王纶、贺允中的推荐，得到高宗赵构的召见。他面奏高宗：欲“取历代之籍，始三皇，终五季，汇辑为一，名曰《通志》”。高宗甚喜，叹惜“何相见之晚”，授予郑樵从九品右迪功郎，主管礼、兵二部架阁（档案）文。不久，遭到御史叶义问的弹劾，改任潭州南岳庙监官。承载着高宗皇帝的厚望，肩负着编修《通志》的使命，郑樵回到故乡，在高山耸叠、人迹罕至的夹漈山中新建一座草堂，隔绝一切烦扰，专心致志地修史，通宵达旦、笔耕不辍。

俯瞰夹漈草堂（范将 摄）

      公元1161年，郑樵完成《通志》的编修工作，实现了他会通众史，“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夙愿。同年，郑樵携带新著的200卷《通志》再次到临安进献高宗，却因高宗赴建康亲征未能觐见。

公元1162年，高宗回朝，诏命郑樵以《通志》献阙，无奈其已于是年三月初七病故，终年59岁。他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共计著书八十一种，六百六十九卷又四百五十九篇，可惜流传至今的仅有《通志》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尔雅注》三卷、《诗辨妄》六卷及若干零篇散帙。一代鸿儒，虽抱憾黄泉，但他的巨著，已为千古垂范。 

《通志》（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图）

会通古今纳百家，别识心裁成一格

      郑樵凭借惊人的毅力和不懈地追求，经历了十年访求图书、三十年著书的艰苦历程，四十年如一日，发奋攻读，笔耕不辍。他以毕生的心血精力，“凡兹汗简之劳，莫非手出。深投虚谷，迥隔人烟。三年衡霍之祠，曾无公事。万卷灯窗之积，几陨余生”，以一己之力编出了五百余万言的《通志》。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评价《通志》：“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通志》有《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以年表的形式，记载自三皇至隋的历代大事记；《略》52卷，分门别类记述氏族礼乐、天文地理、语言文字、校雠文献的典章制度；《世家宗室》11卷，记载春秋诸侯列国，及自汉至隋宗室的制度；《列传》105卷，记载历代重要人物1829人的事迹；《载记》8卷，记载南北割据、少数民族政权及近邻国家的情况。全书凡200卷，五百多万字，堪为一部汇集天下之书、会通百家之学的鸿篇巨制。

图片来源：《通志总目录》（清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书局刻本）（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图）

    《通志》中的《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为《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其中，又以氏族、六书、七音、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等七略最具学术价值。这七略是以往史志中从未有过的篇目，在史学的体例上具有开创意义。如《艺文略》，打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创立了崭新的书目分类法。《通志·二十略》在经学、礼乐学、文字学、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理论视野及学术见识，足以雄视百代。

《通志略一》（清乾隆十三年三山郡庠刻本）（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图）

      《二十略》集中反映了郑樵的史学见解和求实创新的学术观点，体现了一位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家的睿智，凝聚了他毕生的学术探索精神。《通志》以“会通”为主旨，以批判为武器，以实学为取向，以类例为方法，创新体例，而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特色。

图片来源：《通志略》（清乾隆十三年三山郡庠刻本）（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图）

      郑樵在《通志》中提倡治史要坚持“会通”，即“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会”指会聚文献，广收资料，详尽占有史料。“通”则是对史料进行处理，正确认识，了解其发生、发展规律，掌握制度演变轨迹，探索其内在本质。正是在“会通”思想的作用下，郑樵在修史与撰述等方面都尽可能的追求广博与通达，将古今道理与天下学问都融合在他的“会通”思想学说之中，真正做到了承前启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诚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中所述：“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图片来源：《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  中华书局出版）（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供图）

疑古惑经勇批判 严谨治学垂千古

      《通志》不仅反映了郑樵“会通”的史学思想，同时也开创了许多先例。

      郑樵终生读书著书，但并不唯书是信。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是一位疑古惑经的勇士。他对经学的攻击，正如他在《诗辨妄》中所言：“《诗》《书》可信，而不必字字可信。”他把耀人耳目、歌功颂德的词章之学斥为“语言之末，非实学也”；把将自然灾害附会国家兴亡的汉儒说斥为“欺天之学”“妖学”。他鄙视一味“求之经传，辗转生讹”的种种注释，不人云亦云，亦不以讹传讹。他爱读书广读书，但骨子里，从不完全相信书本。他不仅从书中汲取知识和智慧，也提出质疑与批判，并发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对后世影响深远。郑樵的史学批判精神，对以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派思潮影响深远，顾颉刚首次提出郑樵是一位富有科学精神的大学问家的见解。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多次提到郑樵及其《通志》，认为《通志》中含有大量的科学内容，肯定了《通志》的科学思想性，并认为郑樵是世界性影响的一个史学家。鲁迅面对《通志》，更是发出“渔仲（郑樵）、亭林（顾炎武）二公，今人无人能及”的感慨。

      郑樵注重将读书与生活联系起来，积极探析读书治学的神韵。他认为无论求知还是治学，死守书本是绝对行不通的。真正的学者只有走出书斋，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方能洞悉事物客观规律，探究事物本质所在。为了丰富地理知识，他“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为了考察、研究动植物，他“结茅夹漈山下，与田夫野老往来，与野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还主张读书人要与富有实际知识的农民“参合”，以求得“实学”，还要利用实物，来印证书本知识。他的这种治学方法科学进步，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

      郑樵对后人的学术影响和史学影响巨大。清代学者极其重视郑樵的辑佚理论，并积极付诸实践。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编撰的《续通志》640卷、《清朝通志》126卷，都是仿照《通志》的体例编撰而成。现当代各种通史性的著作体例虽然与《通志》不尽相同，但其“会通”思想与《通志》一脉相承。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赞誉郑樵：“宋郑樵生左(左丘明)、马(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之彗星……”直言郑樵提倡史学革命，并认为郑樵是两千年来史学界中有创作之才的六人之一。1962年11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在《途次莆田》诗中写下“夹漈藏书有遗孑”，借以抒发对郑樵先生的敬仰之情。

      一位老者，一颗赤子的心，他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当他籍籍无名、穷困潦倒的时候，已经具有“敷陈古学，自成一家”的志向；当他书藏秘府、名满天下的时候，辞官不受，愈加专注著书。淡薄名利，一介草莱，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编撰“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志》。  

      从立志到成书，从梦境到现实，这是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三年。在他饱满浩瀚的精神世界的指引下，在他的“执笔不休”“一篑不亏”下，五百多万字的《通志》得以问世。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纵然一千多年过去，郑樵和他的《通志》依旧熠熠生辉，其刻苦钻研、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莆田人民，勤勉奋斗、一往无前。

参考文献：

郑樵：《通志》

郑樵：《通志二十略》

郑樵：《夹漈遗稿》

章学诚：《文史通义》

脱脱：《宋史·郑樵传》

周华：《福建兴化县志》

阮其山：《郑樵——博通百科的史学大师》

（莆田市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