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海外华侨亦是义愤填膺，一面抵制日货，一面出钱出力，共赴国难。

      1939年(民国28年)，我国沿海港口悉被日军所占据或封锁，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就成为补给前线唯一的国际通道，急需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机工。著名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为此发出号召，动员和组织有3200多人参加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分九批先后回国参加抗战。其中莆田籍的有40人左右。

      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所经历的困难的确很多，要冲过险路关、雨季关、瘴疟关和空袭关。但艰难险阻何所惧!他们都能出色地完成了运输的任务;有1000多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是值得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记南侨机工余汉洲》，是时任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讲师林少川所写的莆田籍南侨机工中的一员。

记南侨机工余汉洲

林少川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50周年(1939-1989)前夕，笔者在莆田县侨联访问了原马来亚新山南侨机工余汉洲。他是1939年参加第九批机工团赴滇缅公路服务的，战后复员南返。50年代，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长期从事侨联工作，直至1978年退休在家。余汉洲的回忆录，为我们编写南侨机工史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史料。

      余汉洲于1913年，出生在莆田山区新县镇巩溪村，因其父患病未能下田劳动，靠母亲辛勤操劳，难于维持生活。5个姐妹不得不先后送给人家，4个兄弟最后也留不住，不得不将最小的弟弟送人。余汉洲只念了三年私塾，因生活困难，便跟人学制棕衣手艺，18岁时，到涵江一家客栈当杂工。21岁时，他向亲友借了路费，前往南洋投靠二哥。他二哥是早几年到马来亚的，在柔佛新山开一间理发店。他由二哥介绍，找了修补车胎的工作。不久，他跟朋友学开车，考取驾驶执照之后，生活开始好转起来，能汇款接济家用。经过几年的辛勤积累，正当他准备与朋友合股做生意时，不料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激起海外华侨的极大义愤，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余汉洲也热心参加卖花募捐等爱国活动，并自愿捐出工资的一部分，统一交由南侨总会汇回祖国。

      到了1939年，抗战进入危急关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量司机，陈嘉庚先生登报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余汉洲看到好几批华侨青年参加机工团回国的动人情景，也产生报名回国的念头。可是，他又想到自己是借路费来的，如今有了司机职业，安稳舒适的好日子才刚开始，还可以经常汇款帮助家用。回国要吃苦，甚至流血牺牲。他思想斗争确实很激烈。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他看到报纸上刊登日军侵华暴行，得知祖国同胞遭受蹂躪，他再也按捺不住对日军愤怒的心情，便下定决心报名回国。

      余汉洲拿定主意后，便到柔佛振林山黄梨厂找当地筹賑会报名。但按规定还要商店担保。他因原来拟办的合伙商店还未开张，第一次未能报上名。于是，他回来找一个朋友介绍请振林山振兴食品公司作担保,由该公司老板带去办理报名手续。接下来，他们集中在黄梨厂进行训练，不久，全体到新山医院进行体检。

      体检一关一关顺利通过了，可是，最后一位医生却突然通知余汉洲留下，其余的先回去。这使他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妙，于是忐忑不安地望着医生。医生问:“家里还有兄弟吗?你为什么要回国?”余答:“兄弟有三个，我属老三，回国为了抗日救国，虽然有危险，但家中有兄弟，没有关系!”医生听后，高兴地说:“好，有志气，你合格了，让你回去救国吧!”说着，又从裤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说:“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余汉洲觉得奇妙，走出门口就打开一看，原来是二哥余玉清写的，目的是阻止他回国。二哥早几年来南洋，赤手空拳谋生不易，如今已开了一间不小的理发店，他曾多次劝弟弟不要回国，希望弟弟珍惜时机多赚些钱寄回家赡养父母，做个孝顺儿子。可是余汉洲偏偏听不入耳，故写信请求医生留人。信是这样写的:

      “医生:我只要求您说一句话就好，余汉洲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回国,附上200叻币给你吃茶，谢谢!余汉洲之兄拜托!”

      当天晚上，余汉洲带这封信及200叻币去找二哥，讲明回国的决心。至此，二哥亦不再强留了，只是抱着弟弟大哭一场，然后交代今后应自己保重，抗战胜利应及早回来。

      告辞了二哥，余汉洲等一行集中在振林山黄梨厂待命，等待南侨总会通知返国日期。他们这一小队，选出队长陈友国、副队长陈聪明，队员是李祥发、陈仕坛、林兆坤等20多人。

      余汉洲等一行由新山到新加坡统一编入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这批人数最多，达500多人。1939年8月14日，他们由新加坡启程，数天之后抵达昆明。

      余汉洲刚到昆明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感到很不习惯。首先是伙食差，但华侨机工回国不是为了享受，这还比较容易克服;其次，觉得军训内容枯燥无味，机械死板，华侨机工普遍反映，回国参加军事运输，只要能熟练驾驶及维修就行了，不必那么呆板地操练;此外，还有打架的问题，机工曾与昆明军校的学生在街上因口角而发生过几次斗殴事件。

      1939年12月，训练结束后，余汉洲分配到第5大队13中队当班长。当时第5大队运输路线主要从昆明到贵州、湖南、广西等地，运载的都是抗战军用物资。日机时常在上空盘旋扫射，曾有一个时期，白天不能开车，改在傍晚出发，第二天早上又停车，只靠夜间抢运。

      有一天，余汉洲出车到贵阳运桐油，车开出离桐油站3公里处，突遇日机空袭，汽车后门板被射穿了十几个洞，幸亏人未受伤。还有一次十分惊险:余汉洲一组3车由毕节装军用棉衣回昆明大坂桥附近，日机扔下炸弹在车边爆炸，车被气浪震翻到公路边水沟里，余汉洲与莆田老乡林亚田都落入沟中，浑身都是泥土，汽车报废了。

     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几乎每一个华侨机工都有一段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余汉洲也是这样。他除了自己亲身经历之外，还有许多亲眼目睹的惨剧:

      第12大队的新加坡南侨机工杨金清，原籍莆田大洋乡。1941年由保山开车来昆明，停车在西站修理，因紧急警报由车场开出避空袭时，在西山公路急转弯处撞车死亡，遗体由西南运输处就地埋葬。

      第5大队补充队有个新加坡南侨机工，土名黄番仔，亦是莆田籍。1941年5月间，由贵州运钨沙出发，车经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地方，被云南平彝弯检查站哨兵开枪打伤，因流血过多无人抢救而死亡。经第5大队13中队发现，报告大队派人去处理，结果只好就地掩埋。

      12大队的新加坡机工陈玉蕊，也是莆田人。1942年4月间，由下关出发去缅甸八莫抢运汽油回国，因该路是单程线窄路，从八莫开夜车的途中不幸翻车，掉入深谷，连车带人不见踪影，加上天黑无法抢救，连遗体也无法收拾。

      后来，西南运输处改为中缅运输局，下关第2大队的新加坡机工方九十,原籍福清,1943年12月间，由下关出发往贵州毕节，经过“替天高”险路时，翻车身亡，大队部派人前往收尸就地埋葬……仅余汉洲记忆所及，车毁人亡的南侨机工，现在还叫得出名字的有十几人,还有更多的是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他们都是为抗日救国而英勇献身的无名英雄!历史是不会将他们遗忘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新加坡南侨机工陈亚清，祖籍莆田，属第9大队。有一次由保山出发到腊戍运武器返回，行驶至惠通桥边，不幸由半山翻入深谷，幸而及时发现，经抢救头部缝了21针，从死神那里夺回了一条生命，这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战后他留在云南，直至不久前逝世。

      1942年5月，由于日军入侵，滇缅公路切断了，余汉洲与广大南侨机工一样，度过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进入滇西收复失地的反攻战斗中，南侨机工继续投入运输工作。1943年底，重庆派卫立煌为总司令负责滇缅反攻指挥，南侨机工又归入十一集团军统一领导，负责协助运兵员、武器奔往前线。在紧张的松山反击战中,余汉洲曾连续十几天日夜抢运。夜里没有机会睡在床上，只好在驾驶室打盹。有一天，余汉洲的车出故障，暂停放在保山修理，搭别人的车回下关队部，在离保山30公里处，因车开太快而转弯翻入路边，四轮朝天，他的脚受了伤。幸好治疗及时，康复后能继续开车。

      1945年8月，余汉洲出车到昆明，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车子交昆明中缅车场，便到昆明华侨互助会，准备等候办理复员手续。但好事多磨，复员工作被拖了一年多，经陈嘉庚先生在海外奔走呼号，国内机工选代表多次到重庆交涉，最后才办理复员手续。

      余汉洲参加第一批复员机工，由昆明出发，取道贵州，经广西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香港，转乘轮船经安南抵新加坡。在新加坡登岸时，受到华侨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不久，南返的机工在陈嘉庚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正式组织建立“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余汉洲作为首批基本会员，担任该会交际职务，积极奔走为复员机工谋福利。此时，他还参加兴安会馆、司机工会、柔佛州理发总会等各种社团的活动。为了开展各地交际工作的方便，他开着一辆小轿车四出活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在海外联络各界人士热烈庆祝，并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50年代初，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引起世界的关注，更给海外华侨以巨大的鼓舞。祖国，象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无数海外赤子回归到她的怀抱。一批批青年学生回国升学，一批批科学家、技术人才从世界各地冲破重重封锁回国报效。余汉洲亦决心回国，继续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5年3月22月，余汉洲启程回国。回国之前，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写了四封信由他带回。一封致北京中侨委、一封致陈嘉庚先生，另外两封分别给汕头海关及莆田侨委会。其中致陈先生的信，是全体南侨机工职员写的，拟组织发动一批海外华侨技术人员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船到汕头，边防部队派人前来迎接，余汉洲取出致北京中侨委和陈嘉庚先生的信，他们立即与北京通电话，得知陈先生近日在福建集美，便送余汉洲到集美。

      余汉洲到集美见到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说，海外拟组织南侨机工等技术人员回国参加工作，现时对这批人不大适宜，因这批人年纪都大了，解放军队伍是十八至廿五六岁的年轻人。他叫余汉洲写信给南洋，不要组织机工回国，理由介绍给他们听就可以。陈嘉庚先生又问:“你要回南洋，还是要留下?”余汉洲说，要留下来工作。陈老先生便对他说:“好，你先回去休息，今后本地政府会通知你的。”

      余汉洲回国后，定居在故乡莆田，1955年7月间，他到县政协报到，担任华侨组工作，并任莆田华侨新村筹委会委员，省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县侨联会选他为华侨代表，连任华侨代表至今，又当选为历届侨联委员，并选为第一、二届政协委员。1970年10月，余汉洲调到县干部招待所，直至1978年退休。

      当回忆起当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经历，余汉洲老人感慨地说:“我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青春无悔。最近政府又专门下文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待遇，还在云南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这不仅使我们这些幸存者心满意足，而且更可以告慰那些已逝的南侨机工无名英雄的在天之灵了!”

                                                                                                                                                        （来源：《莆田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