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魏巍以其浪漫主义的手法，将长征形象地比喻成“地球的红飘带”。当我们摒弃眼前的喧嚣、拂去心中的尘埃，翻阅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铁流——红军长征全录》，回望那如梦如烟的历史时，近80年前的长征恰似一条红飘带从东而西飘拂在地球之上。这条饱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基因的红飘带，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在历史的长空中傲然飘扬，也将永远飘拂在中华儿女的心中。
    1934年10月，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已成定局，中央苏区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心县城时，中央苏区的宁化、长汀、瑞金、于都成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出发地，8.6万红军指战员踏上前程未卜的漫漫长征之路。“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在苏区人民《十送红军》低回婉转的歌声中，红飘带缓缓地飘起。
    历经千山万水，红飘带终于在西北高原的甘肃会宁扎住了另一端。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大江南北转移到西北高原。二万五千里的征程路太长，为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长征中，红军跨越了15个省份，平均每天行军达50公里以上；漫漫长征路太险，从出发地到会师地，红军翻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包括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湘江血战、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天险、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激战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的征程中，红军牺牲的生命和挥洒的鲜血，把红飘带的颜色越染越红，那是鲜血和生命的连接，是信念和勇气的升华。
    在长征的368天中，红军平均每天都要打一次遭遇战，红军指战员每天都在用生命铺垫不断延伸的长征之路。在长征频繁的战斗中，湘江血战尤为惨烈，这一血战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这也是一场让福建父老乡亲痛心疾首的战斗，由福建子弟兵组成的第三十四师6000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在湘江之畔。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将他抬着准备去邀功领赏时，英勇不屈的陈师长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拉出肠子壮烈牺牲。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挂在面对着陈树湘家门口的城墙下。正是长征中无数的陈树湘，用燃烧自己的生命作为火炬，壮烈地践行着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和崇高的理想。
    漫漫长征路，牺牲了数万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到陕北时仅剩7000多人。其中福建子弟兵也由原来的近3万人仅剩下2000余人。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面对不断在战斗中牺牲的不知名战士，伤痛之余立下重诺，待革命胜利后一定要为他们立一个纪念碑，于是矗立于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兴建的重大建筑。
    作为红军故乡和长征出发地的福建，许多县都有不少子弟兵参加，可知道他们姓名的却寥寥无几。为了告慰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福建子弟兵，2011年清明节，福建省民政厅、省委党史研究室，龙岩、三明市委市政府在湘江之衅建立了湘江战役纪念碑，为了将烈士们的姓名刻在纪念碑上，有关各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能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的烈士英名太少太少，留下的仅是诸如马二二、陈三哩子、吕太阳妹、李矮六、戴七子、李四古佬等小名别名。更多的唯有党史书中记载下的，长征前那一次次扩充中的红军数字，和长征时出发地众多民众在火线参加红军的情景，长征出发地之一的长汀县塘背乡连未成年的少先队员也都随主力红军一同出发了。
    正因为如此，1986年5月13日，当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纪念馆请求邓小平同志为新建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题词时，邓小平同志欣然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但没有署名落款。当工作人员提醒他时，邓小平同志沉思良久，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代表当年参加长征的几十万红军将士题写的，他们大多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了，有好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我就不落款了吧。”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万里长征的亲历者、三军主力会宁会师的见证者，邓小平同志完全有资格在此署名，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其中自有真意。那就是，对烈士的尊重，对历史的敬畏。

 作者：钟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