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海上游击队的组建及其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一系列反共政策的出笼，中共中央也针锋相对地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原则。遵照党中央新的指示精神，闽中特委及其下辖的莆田、福清、平潭、惠安等县党组织，在这一历史阶段中都曾派遣游击队，潜入闽海沦陷区，隐蔽在伪军组织——“福建和平救国军”的内部（我方称这支隐蔽队伍为闽中海上游击队），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对这一史实，后人多为鲜知或者不解，不禁发问：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什么要隐蔽到汉奸的队伍中去？！进而对这支游击队产生了种种偏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闽中海上游击队组建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能否正确评价抗日战争时期闽中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这个重要问题，同时也关系到能否正确评价这支人数众多、且为抗日战争作出特殊贡献的游击队本身。
一、组建闽中海上游击队的历史条件
组建闽中海上游击队，是与当时的抗战时局紧密相联系的。现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针对国民党闽中当局的倒行逆施，闽中特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隐蔽和撤退”的指示，是组建闽中海上游击队的前提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在中共闽中工委的倡导和努力下，闽中地区于1937年8月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国民党闽中当局由于受到片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和国民党在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方面摇摆性的干扰，致使闽中国共合作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1938年3月，国民党福建当局一手制造了震惊省内外、意在吞并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泉州事变”，后经多方交涉，国民党福建当局深感理亏，才不得不归还游击队。5月，闽中红军游击队奉命北上抗日之后，闽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只剩下10多人枪。①为适应打击日军、保卫家乡的需要，闽中党组织把建立抗日武装放在重要位置。中共闽中工委和以后成立的闽南特委，分别于1938年夏秋之间和1940年春在长乐南阳、莆田宁里秘密举办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为建立抗日武装队伍打基础。此后闽中沿海各县相继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队，这本来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却为国民党闽中当局所不容。其原因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畏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发展壮大，所以，其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莆田当局秉承其最高当局的旨意，于1940年7月调动保安团两个连，围攻中共莆田县委设在忠门王厝村的抗日游击队据点，房屋被烧毁，基点村被摧残，游击队被迫撤至沦陷区海域，即被伪军控制的南日岛、黄瓜岛上。鉴于斗争环境险恶，中共福清中心县委、莆田县委为保存力量，于同年底分别以统战关系和宗族关系，派遣少数游击武装力量和工作人员秘密潜入“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中，这是潜入伪军内部的初步尝试。不久国民党最高当局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于1941年1月6日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防范国民党顽固派的进一步破坏，中共中央于5月发出了《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同时，中央对闽浙赣区域的撤退方向也作了明确指示：“撤退红干部的方向，包括沦陷区和‘绿林弟兄中’”。②这就为闽中海上游击队的组建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从这以后，闽中沿海各县党组织改数量较少、短期的潜入隐蔽为数量较多、长期的潜入隐蔽，从而成功地组建起了闽中海上游击队，开辟了一个较为稳固的海上抗日反顽武装斗争基地。
（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伪军内部各派系各自以扩充实力为出发点，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为闽中海上游击队的组建提供了客观环境。
1938年5月厦门沦陷之后，日军试图以鹭岛作为侵占整个福建的跳板，一面动用飞机轮番滥炸福建内陆，一面派遣军舰封锁福建海域。在日军步步逼进的形势下，国民党福建当局便以缩短防区为名，将闽海各岛屿上的水警部队和保安部队撤至内陆。这就为闽海海匪与侵华日军相勾结，开了方便之门。
经全国军民的艰苦奋战，至1938年底，日本侵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数已达到44.7万多人③。兵力的不足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原用于战略进攻的大量兵力转为驻守其占领区，并在政治方面加强了攻势。为此，日本政府于同年12月设立了“兴亚院”，并在厦门等沦陷区设立联络部，散布所谓“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欺骗性舆论④，妄图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同时，为了弥补其兵力的不足，在军事上大力培植汉奸队伍，借以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
1939年底，福建省保安第四旅因与其上司——省保安司令部矛盾激化，旅长张雄南遂被撤职。对此张拒而不理，并宣告独立。但他深感孤力难支，急忙寻找避免覆灭的出路，于是决定派原有匪迹的副官张逸舟下海，在莆田湄湄岛与海匪张天真合伙。此时张天真已与日军相勾结，乃由他带张逸舟前往厦门，引荐给日军“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武官大桥上校。此时日军苦于对福建漫长海岸线鞭长莫及，急需培植伪军，所以日伪之间，臭味相投，一触成交，张逸舟被委任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恰在这时，宣布独立的保安第四旅被国民党福建当局围歼，旅长张雄南在德化戴云山毙命。
张逸舟为独霸闽海，四处招兵买马，不久就吞并了第一、三集团军，建起了“海上王朝”。但张逸舟所部派系林立，各个大队都想以雄厚实力为基础，扩大掌管地盘，以掠夺更多的资财，中饱私囊。此时驻在莆田南日岛上的伪军第二大队大队长张天真极力拉拢张氏族人加入所部。伪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大肆扩充实力的欲望，为闽中海上游击队能够大量、长时间地隐蔽潜伏在伪军中提供了客观环境。
“皖南事变”之后至1945年初，闽中特委直属武装，以及莆田、福清、平潭、惠安等县党组织都曾派遣武装队员潜入伪军张天真部，全盛时超过300人枪。闽中特委先后派特委委员翁鸿镗、张伯庭统一指挥潜伏在伪军内部的闽中海上游击队。1944年，中共华中局在听取福建省委的汇报后，曾指出：“对伪军张逸舟的初步要求，是给我们海上方便，以它的名义来掩护我们”。⑤这是上级党组织对闽中海上游击队隐蔽方式的肯定。
二、阈中海上游击队的历史作用
海上游击队从1940年冬潜入沦陷区，至1945年6月“东吴事件”发生，前后共4年多的斗争实践证明，它既符合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又符合闽中地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它不仅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而且发展了武装队伍；它不仅运用秘密的方式打击日、伪、顽，而且巧妙地保护了沦陷区的人民群众；它不仅在伪军内部掌握了部分实权，而且成为党组织领导的陆上武装退却的回旋据点。
（一）坚持党的领导，保存并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闽中海上游击队是一支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隐蔽武装。为了能够长期隐蔽在伪和平救国军内，开展秘密斗争和武装斗争，使之成为闽中抗日反顽斗争的重要力量，闽中党组织很重视这支队伍的政治素质，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了党的领导和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潜入前，党组织要对游击队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使大家明确潜入的目的，就是“吃伪军的饭，穿伪军的衣，扛伪军的枪，干抗日保家的事”。⑥并规定严格的纪律，即“一切行动听指挥，严守秘密，不准抽鸦片、打吗啡、逛窑子”⑦等。在潜入隐蔽期间坚持党的组织领导。
“皖南事变”后，莆田县委派遣游击队潜入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大队，被编作第一中队，由谢志钦担任该中队地下党支部书记；1942年4月，隐蔽在长乐江田的闽中特委警卫队（亦称江田区警卫队）暴露之后，又转移潜入该大队为第二中队，由杨杞松任指导员兼地下党支部书记；1944年4月，杨杞松回陆地工作，即由林得利接任地下党支部书记。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坚持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严格要求游击队员，坚持每天“三操两讲堂”；坚持唱闽中海上游击队《队歌》：“我们的队伍，民众的武装，不怕死、不贪财，为人民争光；不得拿人民一针线，没收要归公；听从党召唤，纪律不宽容；还要奋斗到底，最后得成功”。⑧并以此作为每个游击队员的行动准则。因此，游击队与伪军同在沦陷区长达4年多时间，从未发现有嫖、赌和违反群众纪律等不良行为，而且游击队员还很注意维护群众利益，当他们发现日军在乌丘岛上蹂躏妇女时，就千方百计一面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一面秘密帮助她们女扮男装脱离虎口。
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所以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海上游击队指战员，上自闽中特委委员翁鸿镗、张伯庭，下至普通战士，在战场上不惜流血牺牲，英勇杀敌；在刑场上做到坚贞不屈，慷慨捐躯。I 944年3月，游击队员陈先椿回陆地执行任务，在平海被国民党特务围捕。莆田警察局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在乌丘岛活动的情况，但他宁死不屈，被活活毒打致死。同年11月，游击队员朱金发在配合陆上游击队于莆田濑溪桥伏击省保安司令严泽元的战斗中，被敌人从背后抱住，但他临危不惧，毅然对准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让子弹穿过自己身体击毙后面的敌人。这些事例说明：这支队伍经受得住各种复杂情况的考验。因此，它能在伪军内长期隐蔽，而且隐蔽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范围逐步扩大。
1941年3月，首批潜入乌丘岛的游击队员只有37 人，到1943年已增加到301人，占整个伪第二大队456人的66％。第二大队所属的4个中队中，潜入的游击队占有3个中队，并且控制了第二、三中队的领导权，特别是康国强率领的第二中队157入，全部都是游击队员，是伪第二大队4个中队中人数最多、纪律最严、武器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个中队。海上游击队几乎可以左右整个伪第二大队的武装力量。1943年11月，在游击队的策划下，张天真的伪第二大队改为独立第二大队，驻扎于乌丘岛， 其管辖海域，北起平潭县的五屿（小日、鳌山、赤山、大鲨、东目），南至惠安县的崇武，这就给闽中党组织领导的长乐、福清、平潭、莆田、仙游、惠安、晋江等沿海市县的地下革命斗争提供了方便。
（二）秘密开展打击日伪活动，支援敌后斗争
闽中海上游击队在海上隐蔽期间，以“灰色”面目出现，一面秘密开展打击日伪活动，一面以人力物力支援敌后斗争。
由于环境的关系，在海上的游击队员生活很艰辛。有时遇上台风，或是斗争环境不许可，大陆上的物资供应不上，经常每天只吃两餐饭，有时粮食吃光了，只好用虾米泡水充饥；穿的是麻袋布，有时病了，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只好把生姜和灶土倒入水中熬汤喝。……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游击队仍千方百计寻找战机打击日伪，坚持从经费、物资等方面支援省委、特委，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3年2月，林慕曾率沿海突击队一部，从莆田海域护送盐船至平潭。在塘屿海面与伪军郑德民部相遇，突击队当即决定予以歼灭。经激烈战斗，全歼伪军一个分队，缴获长短枪20多支。同年8月，海上游击队获悉伪军陈其华部从厦门日军那里购买大量物资，将在数日内运抵乌丘岛。游击队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闽中党组织。当时在闽中的省委书记曾镜冰和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指示在莆田鹭鸶岛海面予以截击。海上游击队认真执行这一指示，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达到了顶期的效果，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布匹等物资，总价值300多万元。后分期分批由海陆交通站运往内地变卖，供省委、特委机关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其中的贵重物资，由区工委书记陈文通、游击队员方清治，假称父女关系，化装成“孤老″（麻风病人）行乞到游击区，将所带的贵重东西交给特委机关。1945年3月，海上游击队员、时任伪第二大队检查处处长的陈天连在率队出海巡查时，在莆田海域遇上一艘日军运输船，经侦察发现日军船单兵薄又远离大本营。当时正适渔民扬帆归港，陈天连即以检查为名，率游击队员上船，有意启动自动卸货开关，使汽油桶（每桶53加仑）纷纷滚落海面。被海上游击队缴获300多桶。在抗战时期，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价格甚贵。随后海陆交通站将这些汽油如数运往内陆，变卖后充作抗日经费。
（三）海上、陆上武装力量互相配合，开展反顽自卫斗争
从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对福建省委机关发动三次军事围攻，特别是第三次规模最大。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出马，任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总指挥，纠集4个正规师和5个地方保安团分别进击3个“清剿”区，但重点是进攻省委机关所在地建阳太阳山及建松政地区，因此闽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省委机关和自卫武装人员分几路向外转移。1943年8月，省委书记曾镜冰突出重围，从闽北转移到闽中，布置党的秘密工作和在全省开展武工队活动，以分散国民党顽同派的兵力。12月，省委机关从建阳麻沙转移到闽中的永泰青溪。因此国民党的围攻重点也开始从闽北转到闽中。他们在闽中成立了所谓“七县清剿指挥部”，省保安一团团长胡季宽坐镇闽中指挥。国民党顽固派在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时，采用了“移民并村”、“封山锁山”和所谓“严密清剿”等手段⑨，妄图消灭中共福建省委、闽中特委机关及其自卫武装。
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确保省委、闽中特委机关的安全，闽中海上游击队多次配合陆上游击队开展反顽自卫斗争。其中有1942年1月陈天连率海上游击队出巡，遇到国民党保安队的3艘运粮船，立即组织截击，缴获大米700多担，除少量留用外，大部分秘密转运去内地，支援陆上开展游击战争；l942年底至1943年初，分别由朱金发、张林率领海上游击队部分队员，袭击了莆田前下盐场国民党顽军，共缴获步枪60多支、轻机枪1挺、手榴弹数百枚；1944年2月，协同闽中特委武装，采取乔装智袭行动，缴获法币400多万元、黄金20多两；同年11月，又配合特委武装在莆田濑溪桥，伏击国民党顽固派省保安司令严泽元所部，击毙连长1名，缴获轻机枪1挺；1945年5月，黄国璋、林汝楠、叶良运率领游击队在南日岛遭省保安队袭击，康国强闻讯后立即派海上游击队赴阵增援，击退了保安队的进攻，击毙其官兵20多人。
闽中海上与陆上游击队互相配合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省保安处谍报室在关于《莆仙永边区前后活动情况及剿办经过》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奸党张廉（即张伯庭——笔者注）现仍在伪军张天真部内活动，闻该部武装多在奸党掌握”。故此，国民党省政府于1944年冬派八十师陈维金率队伍来闽中，与莆仙永地方警察局一道“追剿”海上游击队。顽军采取的军事行动，虽然增加了海上游击队的困难，但海上游击队的斗争也起到了转移顽军视线，分散顽军兵力，减轻顽军对中共福建省委、闽中特委的军事压力的作用。
闽中海上游击队奉命打进伪军内部，长期潜伏在沦陷区，开展错综复杂的斗争，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它的功绩应该给予肯定。
注：
①转引自《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史研究论文集》（内部印发）第二卷第51页。
②转引自《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史研究论文集》（内部印发）第五卷第42页。
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
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1页。
⑤转引自《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史研究论文集》（内部印发）第五卷第42页。
⑥⑦⑧见《莆田党史资料简讯》总第30期。
⑨《莆仙永边区前后活动情况及剿办经过》，莆田县公安局存。
（蚁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