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20个团的兵力，对闽浙赣边基本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攻，重点进攻福建省委机关驻地闽北和建松政地区，妄图将福建省委一网打尽。是年秋，省委驻地太阳山方圆200里顽军密布，省委上与党中央、华中局，下与闽中、闽东、闽西北、建松政各块基本地区间的联系被切断。为了迅速摆脱困境，尽快建立一个四面通达的指挥中心，以指导各地抗日反顽斗争，福建省委决定将省委机关迁往闽中，因而保存并发展了党组织，沟通并扩展了农村基本地区。

　　一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及法西斯特务手段，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相继破坏了江西省委、南委、粤北省委以及浙江省委等党的领导机关。随后。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又将其破坏目标集中到福建省委上来。他们一方面调集兵力，加强军事攻势；一方面在闽北开办东南特务训练班，派出数千名特务分子到闽北各地从事破坏活动，从而加剧了福建省委组织开展反顽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鉴于反顽斗争的恶劣处境，中共华中局于1942年2月曾指示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军事围攻的闽、浙两省委：“你们在敌人进攻中仍当采取一切方法隐蔽与转移，事先跳出敌人围剿圈，以避免接触，倘反共军力量过大包围严重时，在部队穿插转移上，宜分散数路突围以土匪面目争取生存”，“无法避免歼灭之危险时，可以暗将武器埋藏，干部分散隐蔽，候反共军转退后再行集中活动”。①1943年秋，福建省委又处于顽军200倍于己的军事包围中。顽军采取“移民并村”，烧、杀、抢“三光政策”，暴戾恣睢，摧残基点村，屠杀大批群众，使闽北基本地区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省委分析了闽北的局势，清醒地意识到，随着国民党三战区的迁移，闽北“已成为交通中心”，“已是东南战区的战略据点而且是他们大本营所在地。”相反，闽中“号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今日已是国民党准备放弃的抗日前线了”，“这种地区性质的改变，我们的领导中心是应转移于闽南〔中〕的，同时我们离开闽北，也正是为着保卫闽北，……而且还可设法打通闽南（中）闽北……最后还可能给敌人的牵制”。②

　　同年8月，省委书记曾镜冰从建阳突围，由地下交通线护送到达莆田，在闽中特委领导人陪同下，先后考察了莆田平原、山区和海上据点。曾镜冰在考察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将省委活动重心南移闽中的决心。当时闽中的有利条件是：（1）该地区远离国民党三战区军事中心，顽军在闽中的兵力空虚，（2）上起福州南至泉州的福厦公路线两侧的整个闽中地区党的基层组织保存完好，地下交通线畅通无阻；（3）有较为稳固的一大片农村基本地区和海上隐蔽据点，为省委南迁提供了可靠场所；（4）一支200多人的武装骨干隐蔽在海上伪军之中，随时可以应援陆地反顽自卫斗争；（5）经济富足，筹措经费较为便利。省委一旦南迁闽中后，可以就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同时减轻闽北压力，并能尽快向四周幅射，打通闽北、闽中、闽东、闽西北、闽浙边各地的联系，开创出抗日反顽斗争的新局面。

　　为了适应这一战略性决策的实施，省委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狭隘经验主义的教育，统一党内思想，并在斗争策略上作了相应改变，提出“秘密工作与武装工作结合”的方针，以武工队形式沟通闽中内部及相邻地区间的联系。随之，闽江工委打通了德化至大田的路线；闽中特委武装进入永泰境内，选取青溪作为省委机关南迁后的新址；抽调部分海上游击队加强陆地军事力量；派武工队在南阳至青溪方圆数十里内的村落扎根串连。与此同时，省委对闽北地区反顽斗争也作了相应的部署，留下王文波等带一支20余人的武装坚持闽赣边界斗争，相机恢复和发展资（溪）光（泽）贵（源）、邵（武）建（阳）顺（昌）、崇（安）上（饶）广（丰）等基本地区。

　　准备工作就绪后，省委分两批转移闽中。曾镜冰及部分机关干部于1943年9至12月间，在省委政治交通苏华和闽江沿线交通站的护送下，经建阳、南平、福州，到达永泰青溪村。左丰美、叶良运率省委武装主力于翌年3月，从建阳老鼠岗一带出发，经顺昌、建瓯至古田，与古田武工队会合，留下部分骨干坚持在当地新区开辟工作，左率主力跨越闽江经闽清到达仙游、德化交界的坂里，与先期到达闽中的省委机关干部会合。至此，省委完成了机关南移的艰巨任务，闽中地区成了福建省委抗日反顽斗争的指挥中心。

　　二

　　在闽北遭受顽军军事围攻之际，福建省委果断地将机关南迁闽中，这对于粉碎顽军政治、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顺利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对于统一党的领导，保存并壮大党和自卫武装的力量；对于巩固和发展农村基本地区，开创新局面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缓解了闽北的局势，基本地区得以保存和发展。

　　省委南迁后，顽军在闽北寻找不到攻击目标，削弱了进攻态势，局势有所缓解。坚持在闽北活动的游击队根据省委的指示，采取“躲击”战术，突出顽军包围圈外，相机秘密恢复了建阳、邵武等基点村工作。翌年5月，闽北特委将分散在外的游击武装集中后转移到江西上饶、广丰等地活动，恢复了闽赣交界禹溪、封禁山一带的工作，并以此为基点，集训部队，1945年3月，游击队主力返回崇安，随即恢复了廓头、大东坑、坳畲、际头等老据点。5月，分兵两路恢复了铅山、邵武、光泽等地区工作，使闽北基本地区得以巩固和发展。与此毗邻的闽西北特委在省委南迁闽中后，也将活动重心从大田转向南（平）沙（县）尤（溪）地区，逐渐向南（平）古（田）（建）瓯地区靠拢。

　　其次，沟通了与华中局以及各块基本地区的联系，形成了四面通达的交通网络。

　　省委1942年春与华中局再度失去联系，1943年春起又与所属的闽中、闽东、闽西北、建松政特委失去联系。省委机关迁移到闽中后，摆脱了顽军军事围攻，局势发生了变化，为省委尽快沟通上下联络创造了有利条件。省委把打通各块基本地区的工作当作首要任务来抓，计划以武工队形式首先将闽江沿线及其乡村据点与闽中贯通，然后再向北、向西扩大地区，最后打通通往闽北、闽浙边的交通路线。

　　为此，省委派黄 禹、刘捷生、杨人屏等到古田，与在该地坚持斗争的江作宇、周道纯等会合，组织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古田游击队，南向闽江沿线乡村；北向屏（南）古（田）（建）瓯边界发展，开辟新区，以此为中转站，去沟通闽北、闽东和建松政等基本地区。1944年初，省委留下部分武装与古田游击队合组成武工队，并建立了闽东特委，在张翼、刘捷生等领导下，巩固发展了闽清的半岭，古田的三丘田、曹洋、五都、七保、平湖、五家楼，建瓯的玉山、迪口，屏南的水竹洋、法竹坑以及南平的大坑、东门等地秘密据点，逐步形成了方圆数百里、跨越几十个村庄的南（平）古（田）（建）瓯基本地区。

　　在闽中地区，省委派出武工队进一步打通各游击据点之间的路线，派陈亨源回长乐、福清恢复抗日游击据点；派饶云山往永泰、闽侯交界的官烈开辟据点，作为省委机关机动新址；派侯如海、许集美率武工队回泉州，以安海为中心向四周幅射发展；派刘祖丕率队打通仙游至惠安的路线。同年。省委还派吴天亮在德化十字格、下涌、塔曾坂、丰山村等地建立秘密工作点，打通德化至闽西北的路线；随后又指派林大蕃、林志群率武工队，打通大田至南平菖上的路线，继而巩固发展南沙尤地区。闽中与闽北、闽西北、闽东北广大农村基本地区贯通后，省委派政治交通章志廉、孙竹云化装北上华中，历尽艰辛与华中局接上中断了两年的联系；带回电台和密码，使省委此后又能及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进入1945年，福建省委反顽自卫斗争已从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为了进一步打通路线，促进和发展闽浙边界斗争，是年4月，省委派左丰美、王一平返回闽东北地区，从古田抽调部分武装，前往建瓯古井，与独立坚持斗争的建松政特委领导人陈贵芳所带的游击队会合。继而左、王又率队赴浙江丽水地区寻找浙南特委，开辟浙西南工作。至此，省委与华中局及省委所辖各块基本地区的路线全部打通，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网络，开创了反顽自卫斗争的新局面。

　　第三，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加强党组织和部队的思想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反特斗争。

　　顽军第三次军事围攻失败后，又以特务手段和实行“自新自首”政策发动攻势。为了对付顽军新的斗争策略，省委制定了“一方面是正面进攻，加强党的革命气节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在不公开攻击党和破坏组织的条件下，可以做自新自首，保存自己力量以进行反特务工作”。③1944年3月，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反特务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高度警觉，迅速开展审查工作，严密组织，加强革命气节教育和保密防奸工作”。在斗争策略上，对特务组织采取“争取其可能争取部份”、“探听特务内部兵情，及利用特务身份打听一切消息”，④以粉碎特务阴谋，必要时可以采取以“特”反特的措施，就是“利用他（特务）的东西来保护干部，利用他的东西来破坏他们的企图”。⑤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项特殊政策。

　　第四，便于筹措经费，打破顽军的经济封锁。

   从抗战开始，省委机关长期设在闽北，经费来源主要取之于基点村群众。顽军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围攻，使闽北基本地区经济遭受严重损失。1943年顽军采取“计口授粮”的毒辣手段实行经济封锁，欲困死、饿死游击队。到省委机关南迁前，“经济又成大问题，将近百人队伍，仅仅剩下几千元”，⑥处境十分艰难。

　　省委机关迁到闽中后，为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中的筹款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4年2月29日，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亲率一支精干小分队，采用化装智袭行动，缴获一批现钞，20余两黄金，价值470余万元。9月30日，闽东特委游击队化装巧袭，缴获现金105万元；10月。又一次奇袭，筹集现款50余万元。1945年3月，隐蔽在乌丘岛上的闽中海上游击队智截日军汽油船一艘，将船上300多桶汽油卸到海面，经莆田党组织发动沿海基本群众打捞运回内陆变卖。几次重大的筹款行动，筹措到一大笔经费，使省委渡过了难关。

　　第五，便于就近直接领导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福州地区第一次沦陷期间，由于闽北处于顽军第一次军事围攻的险恶环境中，省委无法派出军事武装和直接领导闽中沿海的抗日斗争。省委机关迁到闽中后，地处抗日前沿，因此可以集中武装力量并就近直接领导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1944年9月，日军为争夺东南沿海控制权，再次向福建沿海地区发动进攻。针对这一形势，福建省委及时指示各地“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制止反动派的进攻与准备抗日游击战争”。⑦福州第二次沦陷后，省委又相继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我党领导下的公开武装队伍，开展沿海抗日游击斗争。⑧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沿海抗日斗争重趋活跃，特别是长乐、福清、连江、罗源等地沿海抗日游击取得较大成绩。

　　但是，由于福建省委对日军“仅占领狭小地区”的形势缺乏冷静的判断，存在“急于发展、急于公开、急于规模大”的急躁情绪，⑨在福长平地区通过打顽缴枪途径来发展壮大抗日武装以及采取“闪电式”公开抗日的方法开展工作，成效甚微，反映了省委南迁闽中后在指导抗日工作上的某些失误。

　　我们在客观评价这些失误的同时，不可因此而低估了省委南迁闽中决策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注：

　　①见华中局：《关于闽浙基个地区工作指示》1942年。

　　②见福建省委：《关于我们四年来的斗争》1944年。

　　③⑥见福建省委：《关于我们四年来的斗争》1944年。

　　④见福建省委：《关于开展反特务斗争的指示》1944年3月。

　　⑤见《福建党九年斗争总结》1947年1月15日。

　　⑦见福建省委：《关于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指示》1944年6月19日。

　　⑧见福建省委：《关于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政策指示》1944年9月20日。

　　⑨见曾镜冰：《最近两个月来的工作检讨与今后工作问题》1945年5月5日。

　　（郑复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