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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委机关南迁闽中的前前后后
2013-12-3010:34:00来源:

  

  1943年8月至1945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中心由闽北移到闽中(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又移到福州市区和闽江地区,1948年1月迁回闽北)。对于这段历史,省委1947年1月通过的《福建党九年斗争总结》已有结论。1955年因审查曾镜冰问题,福建省委向中央作《原福建省委的历史概况》的报告,对1947年的结论颇有纠葛。1984年中央为曾镜冰平反后,本省老同志和党史界对这段历史又发表了许多看法,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仍未取得共识。为此,闽浙赣党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曾委托笔者主持这一专题研究。1985年,笔者起草了本专题研究的概述初稿。后来笔者对这个材料进行了几次补充修改,直至成为本文。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调动大量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对闽北福建省委驻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清剿”。顾祝同任命钱东亮为闽北“绥靖”主任,重点围攻、搜索福建省委领导机关和武装主力。面对这种严重局势,省委迅速、果断地采取分散隐蔽的反顽斗争策略,把省委主力由内线转到外线。省委书记曾镜冰自己则坚持在建阳公路附近,以便“指导闽江、闽南工作”。但由于电台损坏,联络困难而又“始终对闽江闽南,不能释怀”,便决定“带着两个特务员南下”,于8月上旬经福州到达莆田①。

  曾镜冰来到莆田后,听取了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的工作汇报,并在黄国璋等特委领导人的陪同下,先后视察了莆田平原、山区和沿海的部分基点村。当曾镜冰了解到闽中特委有一支一两百人的武装队伍由特委委员张伯庭、翁鸿镗率领,隐蔽在常驻乌丘岛的伪和平救国军张天真大队中时,便决定由黄国璋等陪同他到乌丘岛视察隐蔽部队,并顺便看看能不能搞到船只走海路北上与华中局取得联系。曾、黄等上岛视察后,因一时弄不到机动船而无法直航浙东,便折回莆田内地。

  曾镜冰在莆田视察过程中,感觉到这里“客观的形势是很好的,不仅几年来没有敌人武装进攻,海上和陆地发展都有许多有利条件”,②于是逐渐形成了把省委领导重心南移的决心。他在1944年写的书面报告中说:“此时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闽北基本地区已非昔日,昔日闽北地区是个交通不便的区域,如今已成为交通中心了,昔日基本地区是个没有军事意义的地方,如今已是东南战区的战略据点了,而且也是他们大本营所在地。相反的闽南昔日号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今日已是国民党准备放弃的抗日前线了。这种地区的性质的改变,我们的领导中心是应转移于闽南〔中〕的,同时我们离开了闽北,也正可为着保卫闽北……”③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曾镜冰制定了“秘密工作与武装工作结合”的策略方针,这就是:要求闽江党组织先以秘密、小型的武工队转入农村据点,使闽江与闽中打成一片,然后再北进与南下的闽北队伍会合,从而“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武工队活动,以分散国顽的力量,使之顾此失彼”。 “为着保证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在党内思想上的准备,就是首先要克服党内经验主义”。④于是,曾镜冰便在仙游象峰石湖底闽中特委机关驻地召集闽江和闽中党组织的负责人,开展以反对狭隘经验主义为内容的整风学习。参加学习的有苏华、黄国璋、黄衣禹、蔡文焕等人。半个月学习结束后,曾镜冰向大家布置了以下任务:要黄国璋等闽中特委的同志负责筹款。黄衣禹“则由闽南走小路赴大田,准备闽南、闽江打通路线”;苏华“赴闽北联络″。不久黄国璋等从“海上、陆地两次筹款近五十万元”。⑤黄衣禹亦在永、德、大特派员吴天亮和毛票的陪同下,顺利到达大田,把林大蕃(当时称大田为“闽中”,林任工委书记)和刘捷生、肖冠槐所领导的武陵安游击队带到仙、德交界的毛厝,与省委靠拢。接着曾镜冰由黄国璋、蔡文焕等陪同到仙、永交界的青溪一带考察地形,选择省委机关南迁来的住址。为保证省委机关的安全,闽中特委一面从海上抽回部分游击队,负责机关警卫工作;一面派饶刚生等在高阳至青溪周围数十里内的各自然村扎根串联,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进行阶级教育,使当地群众靠拢共产党,不向国民党泄漏消息。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省委机关于1943年12月开始分两批迁到青溪。闽中特委机关则在高阳。

  

  

  

  青溪地处仙游与永泰交界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利于隐蔽。省委机关迁到这里后,曾镜冰按原计划召集闽江和闽中主要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思想教育。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有两地的县以上干部及省委机关干部30多人。曾镜冰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和中央的“四三”决定精神,结合福建的实际情况,提出这次整风的目的是:深刻研究党的决议,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把党的决议变为群众的决议。这次整风是继“反对狭隘经验主义”之后的一次更系统、更全面的党内自我教育活动,对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内团结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起了积极的作用。1944年1月中旬,第一期整风学习尚未结束,苏华从闽北返回青溪省委机关,汇报顽军在闽北妄图对我发动第四次军事围攻的情况。于是,省委于16日发出《关于目前的形势与我们具体对策》的指示,号召全党准备自卫游击战争,要求各地打通各据点,动员及组织武装力量,巩固与群众的联系,团结一切反对内战的人来反对顽军进攻。为此,整风学习班的第一批学员提前结束学习。在结业仪式上,曾镜冰作了两个月的工作安排,再次向闽江和闽中特委分别提出打通路线和筹款两大任务。

  闽江特委负责打通路线,一是开辟一条从闽中至闽北(经闽清、古田)地下交通线,以便接应由左丰美率领的省委主力南下,二是打通从永泰经尤溪至闽西北将乐的路线。前一条交通线由黄衣禹、刘捷生负责,他们于1月下旬从永泰到达古田,在平湖沙洲尾召集会议,转达省委最新指示,布置在古田、闽清分别建立自卫游击队,作接应省委主力南下的准备,并配合当地的自卫游击战争。后一条交通线由饶云山、吴新瑞负责,进展也比较顺利。

  闽中特委接受筹款任务后,由正副书记黄国璋和蔡文焕亲率武装小分队15人,从青溪到达莆田城关至涵江之间的溪安村隐蔽,然后在涵江镇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周密的侦察,于2月29日下午乔装智袭了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的涵江交通银行,缴获现钞400多万元、黄金20多两,超额完成省委分配的筹款数额,而且全体人员安全返回机关驻地。

  省委布置的两大任务的提前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党内同志的士气。曾镜冰总结了这一段斗争的经验,起草了关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四次围攻的形势与我们具体对策的指示,以省委名义发到党内。同时决定派章志廉和孙竹云随带电台密码,化装北上到华中局汇报请示工作,并接洽恢复通讯联络。

  因为省委机关驻在青溪,以致这一带人员来往频繁。当时虽然派了林汝璃楠等能讲本地话的同志以灰色面目出现,组织了“青龙会”(民间群众组织),借以达到联系和组织群众的目的;但难免鱼龙混杂,国民党的耳目也因此混了过来。到了打交通银行之后,目标就更大了。于是,国民党省政府把莆、仙、永、德划为特区,派八十师陈维金所部在莆设立“莆仙永边区联防指挥部”,开展所谓军、政、警、特四位一体的“联防”和“清乡”。⑥为了避开顽军主力的正面进攻,省委领导决定一边进一步分散幅射打通据点,一边准备将机关从青溪转移出去。于是,在第二期整风学习结束后,闽中特委干部重新作了分配:派陈亨源回长乐、福清地区;饶云山去永(泰)闽(侯)交界的官烈开辟新据点;侯如海、许集美等回泉州地区,再以泉州为中心幅射打通路线,建立据点;吴天亮仍回永、德、大地区任特派员;刘祖丕负责打通仙游至惠安的路线。各地干部分散回去后,省委机关干部和保卫人员于3月中旬开始陆续迁移到德化坂里。闽中特委机关和武工队亦随省委迁移。

  

  

  

  坂里地处仙(游)德(化)交界,自1942年吴天亮在毛厝建立党支部起,这里就成为闽中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点之一。1944年1月,吴天亮和毛票又把林大蕃率领的武工队接到坂里隐蔽和开展群众工作,为省委机关的迁来打下了基础。

  省委机关和电台设在坂里牛寮坑狗形山上,仍是自搭竹棚居住。为了保证机关安全,省委领导一面派能讲闽南话的吴天亮、刘祖丕、毛票等,在机关所在地周围的坂里、毛厝、 昆山、南山、北山等地做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一面整顿机关内部,在警卫队中开展整风并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同时还创办了《顽强斗争者》的油印刊物。

  1944年5月,左丰美、叶良运所率的30多人省委主力“顽强支队”到达坂里省委机关。这时,省委统一领导下的4支部队——原机关警卫队、从闽北南下的主力部队、大田游击队和闽中特委主力,在省委机关驻地胜利会师,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为了发挥武工队的优势,省委领导决定闽北主力配合机关警卫队保卫省委,随省委行动;林大蕃领导的武工队仍在德(化)大(田)一带活动;闽中特委的武工队则分散执行任务,即由蔡文焕率一小组到仙游葫芦丘一带开辟据点,祝增华率一小组到官烈协助饶云山作迎接机关迁来的准备(如筹粮、搭棚等),郭永星负责各据点之间的联络。

  工作分工安排之后,曾镜冰又着重考虑干部的思想建设问题。6月中旬,他起草《关于整顿学风的决定》,要求7月至10月,在党内开展反对斗争中的主观主义。这时,坂里及附近村落因经济基础差,队伍供给困难,交通不便,加上国民党保安团已在坂里附近村落开始搜索,于是省委领导决定将机关迁至青溪与坂里之间的东湖(属仙游),准备在那里过端午节。6月 25日,省委在东湖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曾镜冰正在会上作《反对斗争中的主观主义》报告,突然遭到国民党永泰县警察局长魏雄飞率领的一个中队顽军的包围袭击。警卫部队与顽军打了一阵,然后掩护机关南撤到仙游后埔,准备相机或南下泉州地区,或到惠安沿海搞船北上长乐。但省委机关人员和自卫部队从后埔开到中岳街时,遭到当地镇公所的武装阻击,于是打消了南下计划,撤回后埔,经葫芦丘、石湖底向莆田县常太老区转移,然后沿着闽中三年游击战争时的路线,经莆田广业到永泰后溪,最后转到官烈,在柯坑、兔耳山住下。

  这次大转移,日伏夜行,时间将近一个月,到达官烈已是7月下旬。机关安顿好之后,即派一批人在周围的南屿、南港等地开辟工作,另派陈明等打通去长乐南阳的路线。 8月初,章志廉从华中局回来,向省委领导传达了华中局首长关于贯彻隐蔽精干政策和培养提高干部等方面的指示。8月下旬,省委机关从官烈迁往南阳。这里地处沿海,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区,又是1941年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群众基础好。省委领导根据当时的斗争环境和华中局的指示精神,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培养提高干部上,在南阳举办了两期干部学习班,为期将近一个月。

  

  

  

  1944年9月,日本为同英、美等国争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控制权而再次进攻浙江、福建。针对这一形势,省委于9月6 日发出《关于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的指示》,及时提出“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制止反动派的进攻与准备抗日游击战争”。 9月20日,在侵浙日军攻占温州时,省委又发出《关于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政策指示》,要求各地根据1941年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及时做好思想、组织和军事方面的准备。

  9月下旬,日军在控制了闽江口的壶江、川石等岛屿后,由第六十二独立混成旅团指挥官长岭熹一率所部2000多人在连江一带登陆。28日,占领连江、官头,并逐步控制大北岭,占据闽安镇至马尾一带。10月4日,侵入福州和闽侯、长乐等闽中沿海地区。

  福州沦陷之后,中共中央曾就福建党组织的基本任务电示省委,指出日军下一步军事行动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日军因兵力不足,目前仅能占领沿海狭小地区;另一种可能是向福州两翼(闽东和闽南)继续扩展。据此,中央指示省委目前一切工作应从第一种可能出发,但同时也应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具体任务有四:(1)采用各种方式向沿海敌后蔓延发展;(2)向闽浙交界发展,打通闽浙联络;(3)在老基本地区建立隐蔽游击基点;(4)加强福厦等中心城市工作。鉴于“目前敌后地区狭小, 国民党必将采取种种方法与我斗争”,中央还特别强调“敌后工作应采取隐蔽发展的方法,而不可以我党我军公开活动方式去进行”。⑦

  历史证明中央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次日军侵闽的攻势比上一次明显削弱,兵员不多,装备也不好,占领区域只能局限于沿海狭小地带,现出了强弩之末的颓势。10月15日 ,省委发出《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认为这种局势既“使我们有充分时间准备游击战争”,又“使反动派能够有充分时间来阻止我们发展”。省委在不久前的第一次指示中,曾正确地指出,在大敌当前我们的统战政策应以斗争为主转变为以联合为主,规定对国民党所组织的游击队除极反动者有可能时应积极打击外,一般应尽可能利用争取,不可一概与之对立”。然而,福州沦陷后,省委领导却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认为要抗日,必先扩大武装;要扩大武装,必须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来充实自己。于是自10月中旬开始,便布置了一系列缴枪行动。

  首先是由左丰美、黄国璋、陈亨源率队于10月底从南阳到福清五龙附近的员当村袭击省保安队,缴获机枪1挺、步枪10多支。事后,为防止国民党顽军向南阳报复,省委把机关迁回官烈。随后又派黄国璋、叶良运率队渡过大樟溪,在永泰占兜解除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一个分队的全部武装,其中包括机枪1挺。

  抗日武装的装备获得加强后,省委领导又布置进行“闪电式公开抗日”活动。就是把武装队伍和机关宣传人员都开到闽侯南屿、芝田,公开进行抗日宣传,部队番号称“福建人民抗日游击队闽中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黄国璋,政治部主任林汝楠,参谋长陈亨源。部队在南屿公开活动之后,便又退回官烈山上。这时省委领导意识到部队不能在沦陷区公开立足,是由于自己实力还不够强大,于是又再一次布置缴枪和扩兵。11月3日,蔡文焕在莆田组织一支临时队伍(主要是从海上抽调回来的游击队员),在濑溪桥头伏击省保安司令严泽元的警卫队伍(当时不知道严泽元和晋江专署专员张德钟亦在其中),缴获机枪1挺,步枪10多支,击毙顽军连长1名。游击队亦死伤各1人。 与此同时,黄国璋、林汝楠又从长乐率队出发攻打福清龙田的盐兵,缴步枪20多支。12月下旬.由左丰美率闽北队伍和机关特务队自官烈驰兵莆田沿海,于26日分两路袭击国民党忠门区公所、田粮处和驻双告山的自卫队,缴获机枪1挺、步枪36支,击毙自卫队正副队长及队兵两人。同时烧毁田赋底册,召集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总之,自10月下旬至年底,通过一系列的打顽缴枪行动,计缴获机枪4挺、步枪120多支,加上原有的武器装备,省委领导认为实力比较强大了,又决定把机关再次从官烈迁回南阳。

  在这段时间里,除省委直接领导抗日反顽武装活动外,闽中特委领导的福、长、平地区的群众性抗日武装队伍也得到迅速发展。如陈亨源、何胥陶领导的“福建人民抗日先遣队福清支队”,一度与国民党江德乡自卫队达成抗日协议,队伍发展到100多人,后因情况有变,福清支队拉回南阳抗日。王其珠领导的“长乐国民兵团抗日突击队福清第一分队”(简称长乐突击队),有40多人,配备机枪1挺,活动于长乐上、下汀和福清海口一带。林慕曾、周裕藩领导的原沿海突击队,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后,发展到100多人,除留一部分在海上坚持抗日外,其余的转到福州鼓山开展抗日斗争(林、周不幸于1945年2月初在东洛岛遇难)。陈亨光领导的长乐抗日大队与国民党江田乡长陈惜耕合作,率领民众武装500多人,参加东度牛桶山围歼日军战斗。

  

  

  

  省委机关第二次迁到南阳后,已是1945年了。不久,省委收到华中局转发毛泽东同志《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电报,便在南阳召开干部扩大会议,结合福建实际情况,讨论1945年的任务。曾镜冰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我们的政治任务与整风任务》的报告,对前一段抗日反顽斗争,既肯定成绩,又检讨了错误和缺点。会上提出“巩固自己提高自己,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组织一切民主斗争,以达到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抗日民主武装二大目的”的总任务。⑧省委领导还决定闽中党组织要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经济;闽北方面由左丰美率所部北返恢复建松政地区的工作。同时,鉴于人员过分集中,经济负担困难,省委机关也做了精简分散。

  闽中特委按照省委的部署,全力以赴投入筹措经费的斗争,计划从海上和陆地两方面下手。海上先派蔡文焕去南日岛打前站,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队伍开去筹款。内陆由黄国璋亲自率队配合何胥陶的队伍二度攻打龙田镇,奈因操之过急,情况不明就盲目行动,所以队伍刚进镇时,便遭到国民党自卫队的包围,结果款没有弄到,却牺牲了3名武工队员。黄国璋等在内陆筹款失利后,即向海上转移,准备到南日岛继续筹款,但队伍刚到野马屿时即被保安队袭击,参谋长叶良运挂了花,队伍只好撤回南阳。

  3月下旬,由于省委和特委面临的经济困难难仍未解决,黄国璋、林汝楠又奉命率队到南日岛筹款。当时隐蔽在乌丘岛的闽中海上游击队曾智截日本汽油轮一艘,把几百桶汽油卸到海面,被南日浮叶村渔民打捞起来,后秘密运回内地变卖,充作活动经费。

  4月下旬,鉴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日本即将失败,反顽斗争更加剧烈的新形势,省委决定集中主要干部,以整风的精神,检讨上一段的工作和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曾镜冰作了《最近两个月来的工作检讨与今后工作问题》的报告,检查上一段对形势估计有片面性,即过多强调有利条件,只看到全国力量的对比,没有了解福建力量的对比;对港蔽的基本方针把握不住,产生了急于发展、急于公开、急于规模大的急于求成情绪,因而碰了一些钉子。省委认为,今后必须坚决执行华中局的指示,即“精干、分散、掩蔽”的方针。所不同的只是在掩蔽中“应该创造条件准备发展,如思想改造、干部训练、战略据点的布置等。”⑨而目前的中心任务,是阻止与粉碎顽军自的进攻。要求各级干部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准备。整风会议一直开到5月上旬,5月11日,省委发了《训令》,要求全党做到:坚决实行掩蔽中要增强斗志,加强群众工作,提高警惕性,加强队伍内部的斗争任务和纪律教育,加强团结。

  省委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电告华中局。5月14日,华中局复电省委,着重指出:(1)省委长乐会议确定的隐蔽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2)应建立重要的战略基地,配合将来盟军登陆;(3)福建目前敌、我、顽力量对比,军事上我处于极端劣势地位;(4)基本上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到敌人与顽军薄弱地区去发展我党力量;(5)发展方向主要是敌后、沿海一带和浙南龙跃地区;(6)应根据当地具体环境和取得经验布置各地工作。

  

  

  

  在日军第二次从福建沿海地区撤退之前,国民党省保安司令严泽元即开始在闽中部署“剿共”活动,任命胡季宽为“清剿办事处”主任,电令闽中各县自卫队、警察局统归胡指挥, 严令“限期破获”, “海陆一起肃清”。办事处下设军事、政治、侦缉、总务4个组,分别指挥军、政、特、警一齐行动。⑩

  5月18日日军从福州、长乐等地撤退后,虎视眈眈的国民党保安部队第一个目标就是长乐南阳省委驻地,并在闽中沿海全线布下了罗网。这时,省委各路武装除海上隐蔽部队外,基本上集中在南阳。6月5日,曾镜冰主持召集紧急会议,作出了分散掩蔽发展民主游击战,扩大民主掩蔽根据地,建立地下军,粉碎国顽第五次进攻的决定。会后,省委决定派庄征、李铁等到福州开辟城市工作,准备成立闽江工作委员会。省委要求留在闽中的同志要分几路分散活动,并对分散人员提出“自力更生、赤手成家″、搞好生产、掩蔽活动的要求。⑾

  省委首先担心的是隐蔽在湄洲岛伪军中约200人的武装队伍,一旦日军自闽海撤退,伪军必然“反正”,投靠国民党。为此,省委预先作出了安排,即派粘文华到惠安秘密驾船到湄洲岛,通知张伯庭立即往惠安海岸撤退,登陆后由朱汉膺带领从惠仙交界的之台龙上山;同时派蔡文焕带一个基干班先赶到仙惠交界布置接应登陆部队。不料事与愿违,粘文华到了湄洲,张伯庭犹豫不决,他过分相信张天真,结果错过时机,部队被黄玉树(伪军副总司令)拉到莆田东吴村包围控制,海上游击队负责人张伯庭、邱子国、康国强惨遭捕杀, 是为“东吴事件”。另一方面,蔡文焕也擅自改变行军路线,率队从牛头湾搞了一条木帆船,试图从海上直达湄洲与张伯庭接洽,不料在海面遭到顽军阻击,船也被风浪打坏,只好驶到黄瓜屿修理,延误了一个多星期时间,迨到湄洲时,伪军已全部迁驻东吴村,惠安港口也被顽军封锁,于是只得顺风南下晋江科任,结果被当地自卫队全部捕获,酿成了“科任事件”。蔡等被押回莆田审讯,除两人叛变外,皆遭惨杀。蔡本人被关押到1946年,尔后被秘密处决。

  其次是由张作舟、何胥陶、刘家煌率原沿海突击队,到福清至平潭之间相机建立隐蔽基点。不料,由于何胥陶轻信与国民党平潭县长林荫原有统战关系,队伍在平潭苏澳公开暴露,结果突遭平潭自卫队包围袭击,酿成张、何、刘等13人惨遭捕杀的惨重损失。

  再次是由林汝楠率领,带机关电台转入新钟、大化山区隐蔽活动,与省委领导保持联络。

  第四是老同志和非作战人员分散回老根据地,依靠群众隐蔽。如:陈亨源在长乐老区坚持扎根下来;郭永星带刘润世到后溪老家隐蔽;康金树带几个人到莆田老区金诗、泗洋隐蔽。

  各路队伍离开长乐后,曾镜冰亲率基干武装,经玉田“龙卷墓”到新钟、大化山区与林汝楠所率的机关人员会合。然后,在闽侯南洋顶的尾岩山洞中召集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反顽对策。会议决定由黄国璋、叶良运、饶云山、祝增华等率主力渡大障溪到永泰暴露目标,把敌人引开;曾镜冰自带基干班坚持在兔耳山一带隐蔽活动,并与林汝楠带领的机关人员和电台保持联系。

  黄国璋等率主力50多人,从南洋顶出发,经古城里,夜渡大樟溪,向永泰东北部进发,一路上故意暴露目标,试图把敌人注意力从兔耳山引到大樟溪上游来。队伍于6月底到达永泰凤洛老区。国民党永泰县长黄振岗发现游击队伍后,亲率县自卫队包围凤洛,但游击队在老区群众掩护下,未受损失。在凤洛脱险后,队伍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黄国璋、祝增华率30多人,昼夜行军,到达德化毛厝暂时隐蔽下来,之后黄国璋到省委,祝增华转往南安八都,高祖武移至德化十字格。另一路由饶云山、叶良运率20多人再渡大漳溪,向尤溪边境进发,中途遭敌袭击,队伍一度被冲散,中队长陈光被捕牺牲,最后又折回永泰,绕过凤洛直插到莆永交界的转头山,然后一分为二,即饶云山等留在转头山隐蔽,叶良运等转移到藤山和赤璧一带隐蔽。

  在此期间,曾镜冰和省委机关人员一直在免耳山和古城里十八重溪一带活动。机关电台则以闽侯的溪里为据点,向笔架山、蓬莱、溪坪等山村迥旋活动。8月中旬,大家在深山中收听到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欣喜万分。

  

  

  

  曾镜冰在获悉抗战胜利的音讯后,即将省委这一段领导反顽斗争的情况发电向华中局作了汇报。1945年9月4日, 华中局复电,转达了党中央以及华中局对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们的深切关怀;通报了党中央新近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要求省委领导必须按照新的形势,独立自主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求得安全与发展。

  省委领导接到华中局的复电后,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发出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任务的指示》。省委在指示中总结了这一段斗争的形势特点与经验教训之后,提出福建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般的停止发展根据地阻止敌人进攻,利用一切和平条件,保持群众联系,加深敌人矛盾,强化自己力量,做到一般的根据地巩固起来,准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粉碎敌人进攻”。为了完成以上中心任务,1945年应做的工作是:广泛宣传“三大口号”;麻痹敌人,调查大的经济目标,出其不意,一下完成经济计划;以最隐蔽形式加强根据地工作;加强干部掌握政策的学习等等。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永安迁回福州。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中心城市的工作;一方面正式成立中共闽江工委(即城工部的前身),以庄征为书记,李铁、孟起、林白、杨申生为委员;另一方面省委直接在福州设立总联络站,由苏华负责,以福州为中心,沟通闽北、闽东、闽中、闽江和闽西北的联系网络。

  1945年底,曾镜冰等从兔耳山转移到福州市内后,即派林汝楠、吴盛端等打通闽侯到闽清的路线,进而与古田党组织取得联系。

  1946年初,省委领导决定仍由闽中党组织负责组成一支精干武装,选择适当地点隐蔽,等待时机进行筹款。黄国璋接受任务后,立即召集林汝楠、叶良运研究,选拔13个武装骨干,隐蔽在莆田江口镇附近。1月27日,省委福州联络站交通员黄梅英和苏华的姐姐在福清渔溪发现福建省银行的解钞队伍(抗战时福厦公路损坏汽车不通,故银行解钞,只好雇民夫挑运,派武装人员押送),她俩便一路跟随到江口镇,当解钞人员在休息吃饭时,黄梅英便跑到隐蔽据点向黄国璋报告。黄遂率突击队布置在上坡地段“上林亭”进行伏击。经过激战,缴获法币3800多万元。这笔巨款全部上交省委,为省委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叶良运和何永正不幸牺牲,黄国璋也受了伤,闽中党组织再次为完成省委下达的筹款任务付出了代价。

  2月,省委在福州召开会议,检查19J5年的工作,研究1946年的任务,作出关于掩蔽游击战(战略问题)的决议。会后,曾镜冰赴延安,省委工作由左丰美主持。随后,省委机关即由闽中迁回闽北。

  

  

  

  

  注:

  ①②③《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我们四年来的斗争》,见《闽浙赣党史文件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第207页、第200页。

  ④《福建党九年斗争总结》1347年1月15日。

  ⑤《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我们四年来的斗争》,见《闽浙赣党史文件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⑥《莆仙永边区前后活动情况及剿办经过》莆田县公安局存。

  ⑦《中共中央电示——关于日寇占领福州后福建党的基本任务》1944年11月17日。

  ⑧见《闽浙赣党史文件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⑨见《闽浙赣党史文件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⑩《莆仙永边区前后活动情况及剿办经过》莆田县公安局存。

  ⑾见《闽浙赣党史文件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⑿见《闽浙赣党史文件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

  

  

  

  (蒋维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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