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闽中地方组织的称谓及隶属关系多次变更。抗战开始至1938年8月，称闽中工委，先后由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闽粤赣省委、闽西南潮梅特委领导；1938年8月至1939年7月，闽中工委撤销，分设为福清、莆田、泉州3个中心县委，直属福建省委领导；1939年7月福建省党代会后，又将3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闽南特委（亦称闽中特委）。“皖南事变”后，闽中党组织的领导体制曾一度改为特派员制。1943年2月，又改称为闽中特委，仍直属省委领导，直至抗战胜利。闽中党组织的领导范围，抗战初期为闽侯、长乐、福清、莆田、仙游、永泰、惠安、泉州、晋江、南安等县党的活动地区，以后逐渐扩展到连江、平潭、永春、德化、大田、安溪、同安等县和相邻县的交界地区。闽中党组织的称谓及隶属关系虽多次变更，但闽中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却始终进行得如火如荼，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中特委领导闽中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创建闽中游击区，是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进行的。其间，闽中特委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进行了长时间多方面的努力，直到1936年10月才与设在香港的南委接上组织关系。10月底，闽中特委派组织部长黄孝敏专程赴港，向南委汇报并请示工作。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并得到和平解决，全国局势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当闽中特委从南委寄来的《救国时报》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相应采取了以下一些贯彻措施：
——主动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将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进行旨在为抗战作准备的军政训练。训练的内容有：进行抗日救国新形势的教育；加强团结和遵守纪律的教育；军事知识的学习和操练；普通话的练习等等。1937年6月，闽中工委（1937年2月闽中特委领导人王于洁等被捕后，成立了该领导机构）将经过整训的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并在组织上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任命吴德标为司令员，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兼任政治委员，提拔年轻有为的军事骨干雷光熙、王铁成为副司令员，老红军杨采衡为参谋长，以适应抗日救国形势的需要。
——多次派人前往香港与南委接洽，力求在抗战爆发前后使闽中的工作能够及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导。闽中党组织与南委之间的联系，因为缺乏电台等联络工具，只好靠政治交通员来回沟通信息。闽中工委为了在本地区实现合作抗日的局面，于1937年4月下旬、8月上旬和l0月下旬，又先后派黄国璋、金贯一（未去成）、黄国璋三次前往香港。当时去香港，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以及敌人军事封锁，特务盘查等，往返一次是很不容易的。但为了抗战的前途，闽中党组织不怕困难，始终坚持这样做，表达了闽中游击区党组织、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对上级党组织的信赖和他们致力于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
——主动发出和谈倡议，敦促国民党莆田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进了闽中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新形势下，闽中工委于8月初派政治交通员金贯一赴港向南委请示工作，不料，金正准备启程便在莆田城关被捕。闽中工委获此消息，为了营救金贯一，也为了利用这一契机促进闽中国共和谈，即以中共莆田县委的名义，于8月12日致函国民党莆田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愿意随时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由于受到闽中党组织抗日诚意的感召及形势所趋，国民党莆田县党务指导员黄士豪表示同意与闽中党组织和谈。随之，闽中工委代表与国民党莆田当局及驻军代表经过多轮谈判，于1937年8月下旬达成了原则协议。协议的签署，表明闽中地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在抗战全面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闽中党组织积极贯彻党在抗战时期的策略方针，主动促成闽中地区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值得赞颂的。
随后，在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和调防等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闽中工委未能很好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合作抗日协议的破坏，终于在1938年3月发生了震惊八闽的“泉州事变”。
在“泉州事变”发生、闽中党组织和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刘突军牺牲、部队被缴械的重要关头，闽中工委负责人黄国璋、苏华、李刚，闽中工委谈判代表、闽中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杨采衡和闽中部队全体指战员，以合作抗日协议为武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在上级党组织和新四军的交涉下，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吞并阴谋。这支由闽中党组织领导的在闽中游击区独立自主地坚持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的闽中红军游击队，终于实现了编入新四军的愿望，成为军部特务营第二连，于1938年5月开抵皖南前线，加入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列。
二
抗战全面开始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闽中党组织的发动、协调和组织下，闽中地区所属各市县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全国各地一样，也在不断扩大和高涨。
在福州，闽中工委所属的地下党员何思贤、王一平、卢懋榘等人，在抗战初期组织成立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战友社”，并创办《战友》期刊，传播抗日救国的道理，负起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责任。《战友》每期发行量均达千余份，最多时达到3000份。陈振芳（程序）等人也在福州组织融（福清）岚（平潭）旅榕同学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回融、岚两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5月，福清县私立明义中学进步学生组织了“原野读书会”，创办了《原野》刊物。该刊物开辟众多栏目，紧紧围绕民族斗争这个主题，褒扬中外爱国志士，嘲讽卖国求荣卑鄙行径，揭露日军残暴罪行等等。在莆田，闽中工委指派中共党员蔡文焕与爱国知识分子联络，组织成立了“时事研究会”，出版了《时论》旬刊，（后因故相继改名为《抗敌知识》、《永生》、《总动员》），由蔡文焕任主笔。该刊编辑部经常约请黄绿萍、朱维干、程永言、陈长城、蔡拱北、邓捷敏等爱国知识分子撰稿。同时广为搜集外地有影响的抗日报刊，转载著名人士如沈钧儒、邹韬奋、张劲夫等人的文章，以壮大声势。刊物除在莆仙发行外，还散发到福州、泉州等地。中共党员张伯庭则在莆田四亭郊下组织话剧宣传队，到莆田平原、沿海等地演出，鼓舞群众抗日斗志，推动减租减息运动。1938年初，项德崇（项南）等人在长乐组建“明天歌咏团”等文艺团体，深入城乡各地演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剧目。项德崇还通过阮秀雅等女同志组织了长乐“妇女宣传队”，分赴金峰、梅花、江田、松下等地农村，以聊天谈心的方式，向老年人、妇女们讲述抗战的形势、抗战的道路、抗战的前途，等等，很有特色。1939年，福建省委直接领导的中共秘密党员刘润世，在长乐以县抗敌后援会副主任的合法身份，做了大量抗日救亡的组织领导工作，成立了一个抗日剧团，兼任团长，经常派往本县各地演出；创办了《抗敌三日刊》，兼任社长，大造抗战舆论；相继举办多期战时民教训练班和抗日自卫队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宣传。仙游县教育界、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指引下，于1937年11月成立了“仙游抗日剧社”。该社为业余文艺组织，在抗战时期共演出独幕剧近50个，多幕剧19个，歌剧2个，哑剧2个。演出行踪东至榜头、坝下，西至大济、度尾，南至赖店、枫亭，北至古邑、凤山，不下几十个村镇。许多剧目如《汉奸的子孙》、《女性的呐喊》、《民族公敌》、《前夜》、《保卫卢沟桥》等很受观众欢迎。抗战中期，仙游进步青年还成立了“闽纵战地服务团”，除派员分赴莆田、涵江、福清、福州、永泰、永春、泉州、惠安等地开展活动外，还出版了反映这些活动和探讨抗战问题的《战地月刊》，经常刊登一些有启迪性的评论文章。
闽中工委领导下的泉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闽中工委委员、晋南工委书记李刚的具体指导下，也有相当的发展。1937年8至9月间，李刚派辜仲钊、邓贡直等中共党员带一些抗日积极分子参与晋江县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从中掌握了募捐、宣传、救护等项工作的主动权，建立起了“抗敌宣传工作团”，调度属下的13个剧团到晋江、南安城乡各地演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泉州文化青年抗敌服务团”、“老人抗敌宣传会”等抗日团体也相继成立。此外，还在泉州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晋江、惠安、泉州以及外地国民代表及来宾600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抗日气氛浓厚。该分会还创办了《正源半月刊》，旨在动员组织回民参加抗战。闽中党组织还秘密派中共党员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办的《泉州日报》社工作。该报总编辑朱少稀、主编郭耘（李铁）、编辑李展筹等均是中共党员。在他们的主持下，该报抗日救亡气氛日趋活跃。后来他们又主办了《福建导报》，成为当时泉州地区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在福建全省范围内广为发行。1937年8月，惠安县组织了30支救亡劝募队，为抗日部队筹款筹粮等。次年夏，惠安各界组织了10多支抗敌巡回宣传队，总人数达到400多人，基本上是由共产党员宣传发动起来的。南安诗山、金淘、码头等地的小学教师，在中共党员的推动下，组织起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巡回剧团。水头、石井、莲河、洪濑等地也相继组织起了歌咏团体和救亡宣传队，演出行迹遍及农村各地。永春县在抗战开始后就开展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7月中共党员林士带到达永春后，使这里的救亡活动更为活跃。德化、安溪等县的抗日救亡活动也积极开展，除组织抗日宣传队、读书会等进步团体外，安溪县党组织还派中共党员以灰色面目出现，参加到国民党部分基层政权中去，其中有些党员还担任了镇长、联保主任等职，方便了抗日工作的开展。
闽中党组织是闽中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政治力量。在这场抗日民主运动中，闽中党组织团结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海外侨胞，通过各种抗日团体、各种宣传形式，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路线以至反共的顽固立场；讴歌了爱国军民抗击日军的勇敢精神；赞颂了广大群众对抗战的无私援助；维护和推动了抗战、团结、进步的局面，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
三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了福建省金门岛；1938年5月，又攻占了厦门岛。此后日军又于1941年4月派重兵先后占领了福州、闽侯、连江、长乐、福清、平潭、莆田等闽中沿海地区。同年9月，日军从闽中沿海地区撤离。1944年9月，日军为防止中国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再次出兵侵占了闽中部分沿海地区，直至1945年5月才再次撤离。
日军入侵闽中期间，无恶不作，罪行累累。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施行烧、杀、抢政策；在经济上疯狂搜刮，力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文化上推行奴化教育，以毒害沦陷区平民百姓。
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残忍作为，闽中党组织和它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及其革命群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敌占区和敌后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游击武装斗争，打击了日军及其汉奸部队的反动气焰。
在闽中抗战初期，经闽中党组织领导人李铁、苏华，军事特派员黄国璋及所属各级党组织大力发动，闽中抗日武装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相继建立了以省委委员、原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陈金来为中队长的福（清）平（潭）沿海抗日游击队第八中队；以原长乐县工委书记陈亨源为大队长的福（清）长（乐）抗日游击大队；以何胥陶为大队长的福（清）平（潭）沿海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以省委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刘润世为总队长的长乐抗日游击总队；以中共党员周裕藩为负责人的平潭大富民众自卫团；以连江临时县委负责人陈凯斌为队长的闽海人民抗日游击队；以梁仁钦为队长的连江下洋抗日游击队，武装总人数达到1000多人。此外，还有许多不脱产的地方群众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在闽中党组织领导下，活跃于闽中沿海地区，广泛开展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游击战争。
1941年4月19日，日军进犯长乐。当他们行至松下时，遭到了陈俊盛（受到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影响、有抗日觉悟的松祉乡副乡长兼抗日自卫队队长）率领的抗日自卫队、水警队和百余名壮丁的迎头痛击。日军受阻，即调飞机、大炮投入战斗。我抗日志士顽强不屈，英勇杀敌，但终因兵力悬殊，陈俊盛与30名自卫队员一同血洒沙场。5月初，日军令汉奸王克带“和平救国军”70余人赶去长乐梨洞、七社大山中偷袭抗日游击队，其行动被我部侦知，游击队旋即在有利地形设伏，共毙伪军30多人，活抓该部参谋长邱玉霖等5人。在王克伪军遭抗日游击队伏击后，日酋便采取报复行动，速派百余名士兵到长乐三溪乡进行“扫荡”，被抗日游击队打退，留下3具尸体。日军穷凶极恶，不甘心失败，于6月又出动200余兵力，对游击队驻地三溪、江田再次进行“扫荡”。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在三溪后山据险阻击，毙敌7人。日军见难以取胜，便向江田方向溃退，行至南山村玄帝庙又遭到50多名游击队骨干的截击。日军连连挨打，仓惶逃回县城。
福清抗日游击队于4月下旬在玉岭、五龙村相继击毙敌兵数人。6月转战闽侯，在荆溪山包围了一支40多人的日军马队，击毙敌兵10余人。与此同时，平潭大富民众自卫团在苏澳海面截击伪军船只，打死其头目，随后乘胜拔除了伪“和平救国军”在大富的据点。
闽中抗日游击武装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打出了声威，使得日军惶惶不安。于是，日军便在长乐和福清交界的交通要道——蕉岭北麓挖豪沟，拉铁丝网，试图以此来防范抗日游击队的袭击。8月4日，日酋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田中岛中佐，率日军100余人，分乘两艘汽艇，从营前到蕉岭视察工事。长乐抗日游击总队获此情报后，组织了一支由48名精干队员组成的“敢死队”，埋伏在琅尾港南岸小冬浦桔林里。傍晚，当日军饭饱酒足后驾艇驶入游击队伏击圈时，“敢死队”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手榴弹纷纷投向敌舰，日军猝不及防，只得被动挨打。是役，共毙敌42人，田中岛中佐也葬身于淤泥中。“敢死队”无一伤亡，受到了中共华中局的表扬和福建省委的嘉奖。
闽中党组织下属连江临时县委领导的抗日游击斗争也十分活跃。1941年4月以后，下洋抗日游击队的斗争范围扩展到浦口、东岱、东湖、敖江地区及县城近郊沦陷区。8月初，日伪军集中兵力对丹阳、长龙、下洋等地进行“扫荡”。当日军闯至山岗飞石时，突然遭到下洋游击队和国民党七十五师一部的伏击，其驻连江最高指挥官原田大佐等3人当场被击毙，余部仓惶逃窜。8月中旬，抗日武装又在“皇帝帽”和“南爬岭”两处设伏，击毙再次前来下洋“扫荡”的日军16人；8月底，又全歼驻在东湖村的日军一个小队。
日军虽然于1941年9月退出了闽中沿海地区，但是他们侵占这一地区的野心始终没有放弃。1944年，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好转，日军为了阻挠中国盟军在福建沿海登陆，于同年9月第二次派兵进攻福州及闽中沿海地区。10月初，该地区再度沦陷。
大敌当前，在福建省委和闽中特委的领导下，闽中地区抗日武装队伍迅速集结，分赴各抗日前沿地带与日军作战。黄国璋和郑乃之组织的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突击队，斗争在长乐一带；陈亨源、何胥陶带领一支游击队，斗争在福清龙田、高山一带；王其珠带领长乐突击队，斗争在福（清）长（乐）边界地带；林慕曾、周裕藩带领一支游击队，斗争在闽江口水域；连江游击队则坚持斗争在本县的官头、浦口一带；闽中海上游击队斗争在莆田沿海各岛屿。各地抗日武装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断地对日伪军进行打击。1945年8月中旬，驻闽江口川石岛日军宣布投降。闽中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闽中沿海地区是福建抗日斗争的主战场。在此期间，闽中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领导闽中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占区和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配合闽中抗日正面战场，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等，作出了可贵的牺牲，其业绩将永载史册。
四
1948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对闽北基本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攻，形势异常严峻。为了寻求打破围攻的办法，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于同年8月从建阳突围，由地下交通员护送来到莆田。随后，曾镜冰在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等人的陪同下，相继考察了莆田的平原、山区和海上隐蔽据点。在考察过程中，曾镜冰感觉到：闽中远离国民党三战区军事中心，顽军兵力相对空虚；闽中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地下交通线保存较好，农村基本地区也较稳固；闽中海上已建立隐蔽基地，且有一支200多人的武装队伍隐蔽在海上伪军中，随时可以接应陆上的斗争；这里经济富足，筹措经费给养等也较为方便。若把省委机关及其自卫武装南迁闽中，一方面可以摆脱顽军对闽北基本地区的围攻，另一方面也可以就近领导沿海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经过考察分析，曾镜冰逐渐形成了将省委机关南迁闽中的决心。
省委领导的决心明朗化之后，闽中党组织就立即着手巩固和扩展农村基本地区，为向省委机关南迁闽中提供安全的活动场所而斗争。他们先是采取武工队的活动形式，开辟闽中内部及相邻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同时，确定由黄国璋负责勘察选定省委机关南迁后的驻地。经实地勘察比较，省委机关新址定在永泰青溪。在交通联络、粮食供给、警戒保卫等项工作准备就绪后，省委机关干部于1943年冬顺利到达永泰边境青溪村。
青溪成为省委机关所在地后，各地党组织和自卫武装的负责人经常在这里进出，目标逐渐增大，引起了国民党闽中当局的注意。为了预防顽军部队的“清剿”，闽中特委迅速将重要干部分配去各地，进行开辟省委机关新驻址的工作。其间，陈亨源回长乐、福清地区；饶云山到永（泰）闽（侯）交界的官烈村；侯如海、许集美等回泉州地区；吴天亮仍以特派员身份回永（春）德（化）大（田）地区；刘祖丕负责打通仙游至惠安的交通线。1944年春，省委机关迁到了位于仙（游）德（化）交界的坂里村。
在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里，经常转移是司空见惯的事。闽中特委为了有把握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在护送省委领导到坂里后，又派蔡文焕等人到仙游葫芦丘一带开辟据点；增派祝增华等人到官烈同饶云山一道开展工作。
l944年6月，省委在坂里不远处的东湖村（属仙游）开会，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遭到包围袭击。在我自卫武装掩护下，与会同志安全地突围出来。随后省委机关干部历经近1个月时间，昼伏夜行，取道仙游的葫芦丘、石湖底，穿越莆田的常太和广业，安全到达永泰的官烈。
同年7月下旬，省委派出武工队在官烈周围的南屿、南港等地开辟工作，同时又派出一批骨干，打通了经闽侯新坤、大化，福清官口、西北亭去长乐南阳的路线。8月下旬，省委机关又由官烈秘密迁到南阳。在这里担负起领导闽中第二次抗日武装斗争的重任。
1945年夏，日军从闽中沿海地区撤退。准备“易帜反正”的海上伪军和陆上顽军部队，此时正加紧进行反共活动。省委为了保存组织，决定省委机关撤出南阳，转移到闽侯境内隐蔽活动。
闽中特委不仅在为省委提供机关驻地和活动场所方面，尽到了责任和义务，而且在保障省委机关和自卫武装人员的给养费用等方面，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1944年初，由于顽军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省委机关及武装队伍的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因此，省委在布置沟通各地区间联系的同时，向闽中特委提出了解决给养经费的任务。闽中特委接受任务后，经过筹划，由特委书记黄国璋亲率一支武装小分队，于1944年2月底成功地进行了二次反顽武装活动，缴到现钞400多万元、黄金20多两，为省委机关及自卫武装解决了燃眉之急，使同志们渡过了难关。1945年3月，隐蔽在乌丘岛上的闽中海上游击队智截一艘装运物资的日军货轮，将船上300多桶汽油卸到海上，后打捞起来运回大陆变卖，又为省委机关解决了一笔活动经费。此外，还有一些行动，如福清龙田、莆田南日筹款等，或因不得法，或因盲目冒险，未能筹到款项，但这些举动在客观上表达了闽中党组织对省委机关和自卫武装人员的生活给养及活动经费方面的关注，以及他们希望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
确保省委机关在闽中地区的安全，也是闽中特委十分关心且着力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省委机关驻在青溪后期，国民党闽中当局派出正规部队，在当地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实行军、政、警、特四位一体的所谓“联防”，在军事上对省委机关构成威胁。闽中特委为了省委机关的安全，抽调精干武装日夜加岗值勤放哨，并发动当地群众组织后备队，同时派人加强与青溪外围基点村的联络工作，武装护卫省委机关安全转移。1944年6月省委在仙游东湖开会时，遭到国民党永泰县警察局长魏雄飞所率顽军一个中队的围攻，我自卫武装与该中队激战，终于掩护省委机关人员安全地突围出来。随后省委机关在向永泰官烈转移的近一个月时间里，闽中自卫武装与顽军又经历了多次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日军1945年夏从闽中撤走后，顽军部队加紧了对闽中党组织和自卫武装的进攻。当省委机关从长乐南阳向闽侯南洋顶方向撤离时。为了迷惑顽军，减轻领导机关的军事压力，闽中特委领导带领自卫武装有计划地将顽军引开，黄国璋亲率50多人，从南洋顶出发，夜渡大樟溪，向永泰东北部进发，一路上有意暴露目标，把顽军吸引过来。接着，这支队伍又分为两路，一路仍由黄国璋、祝增华带领，往德化方向行动；另一路由叶良运、饶云山带领，再渡大樟溪，向尤溪边境进发，后又折回永泰。闽中自卫武装在完成掩护省委机关转移的任务以后，即分散到各基点村隐蔽。
从1943年秋至抗战胜利的这两年时间里，闽中党组织在为省委领导机关提供活动场所、给养经费和保障安全等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正因为有了这种种努力，才使得省委机关在艰险的时刻能够多次摆脱顽军部队的“清剿”；在恶劣的环境里能够战胜长时间的经济困难；在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使闽中地区成为全省抗日反顽斗争的指挥中心。
五
闽中党组织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能够为民族的解放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与坚持不懈地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分不开的。
闽中党组织的组织建设，主要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与部署，适时地对党的领导形式、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斗争环境的需要。抗战初期，闽中各级党组织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中初步形成的有利时机，和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发现、培养革命的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人数的增长，加强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地位，使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更好地发挥了作用。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行反共活动，制造了一系列磨擦事件。为此，党中央发出《关于撤退红干部与坚决执行精干隐蔽政策》的指示，省委也提出了相应的贯彻意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闽中的斗争实际，闽中特委把农村基本地区的党组织由半公开活动转为秘密活动，把一部分党员干部和自卫武装人员秘密派到海上伪军队伍中隐蔽，组织起闽中海上游击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向南方各省党组织大举进攻。在江西省委、湘鄂赣特委相继遭到特务破坏后，顽军便将破坏目标集中到福建党组织方面来。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继续坚决执行党的精干政策与隐蔽政策。随后经省委研究决定，闽中地区实行党的特派员制度，以改善党的领导。闽中沦陷期间，抗日成了闽中党组织的头等政治任务。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闽中特委相继批准成立了连江临时县委、福（清）长（乐）平（潭）县委等组织机构，以加强对这些地方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抗战后期，由于某些原因，闽中党组织受到了较大的损失，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闽中党组织在抗战前中期对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视和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效。
闽中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一方面是选派闽中各级党的干部去参加省委主办的各类训练班、学习班学习。1940年初，省委在禄村洋开办读书班，闽中地区党的干部参加了学习。这次学习的内容有党的基本理论、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等，目的在于提高党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省委机关南迁后，省委于1944年1月在永泰青溪开办了第一期整风学习班，闽中特委领导与省委机关及所属地区主要党员干部参加了学习。在学习文件、对照检查的基础上，对党员进行了登记。同年3月，省委在德化坂里又开办了一期武装干部整风学习班，闽中抗日游击队和省委直属部队骨干参加了学习，侧重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坚定抗日信念教育。9月，省委利用长乐南阳基本地区环境较好的有利时机，抽出一段时间，集中主要领导干部，系统地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学习文件，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闽中特委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学习。
闽中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特委自己开办多期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学习班，以培训党员干部。1939年12月，闽中特委书记李刚在南安岭兜养正中学举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和部分新建立的党支部负责人参加了学习。学习内容有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的秘密工作、党的纪律和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1941年春，闽中党组织特派员李铁在莆（田）永（泰）交界处的大泉村山上开办学习班，对参加学习的同志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加强党性锻炼等方面的教育。同年6月，闽中军事特派员黄国璋在永泰凤洛“突军山”主持开办了一期有30多人参加的抗日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分赴闽中沿海各地组织抗日游击活动。L941年底泉州临时工委成立后，进行了整顿组织的工作，并举办读书班，对党员重点进行坚定斗争信念教育。1943年3至4月间，闽中特委在仙游上湖底举办训练班，主要对福长平地区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培训，从而加强了党对这一地区抗日反顽斗争的领导。
闽中各级党组织注重自身的思想建设，通过参加各种学习班、训练班，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工作水平，增强了党员的党性和革命气节，使党组织胜利地担当起了领导闽中抗日斗争的历史重任。在斗争过程中，锻炼并培养了一大批像刘突军、黄国璋、苏华、李刚、李铁、叶良运、陈亨源、刘润世、陈金来、许运伙、林汝楠、许集美、祝增华、饶云山、朱汉膺、吴天亮、张伯庭、陈振先……这样的党员领导骨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还有一部分人在抗日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重重考验，一直领导闽中人民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他们是闽中党组织的中坚力量，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
本文参考书目：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中游击区册》（送审稿）。
《福建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烈火春秋——闽中革命回忆录专辑》，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
《闽浙赣党史文件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李祖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