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莆田、福清、泉州这些福建省中部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积极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大造舆论，起到了重要的启发民心、奋发民志的作用。

   一

　　抗战爆发后，中共闽中工委与国民党莆田县当局于1937年8月达成国共合作协议，抗日舆论逐渐开放。闽中工委从适应形势发展和宣传中共关于抗日救亡、团结抗战主张的需要出发，大胆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发动爱国人士，启动宣传舆论机制，努力开展出版抗日救亡报刊的工作。当年12月，工委即组织爱国知识分子数十人在莆田县涵江成立时事研究会，“共同研究时事问题和探讨救亡理论与实践”。12月15日，时事研究会便率先出版了《时论》旬刊。

　　《时论》旬刊发行人为蔡拱北（即蔡博文），编辑郑秉鎔。该刊为16开版，每期6页计12面。头5期按时出版，其后改为不定期发行。该刊除刊载特约来稿以外，转载的文章占了相当的比重。其创刊号编后语曾称，“本刊性质，几与以前的月报、文摘一类相仿，文字除本会特稿、座谈会记录及研究大纲外，以选载国内外刊物上的优秀而足以代表众意的公正言论为原则。”①基于这种指导思想，该刊选载的文章多是来自各地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如《抵抗》、《抗敌导报》、《救中国》、《国民》、《中国农村》等。

　　尽管如此，《时论》也十分注重自己的办刊特色，体现自已的办刊主题，故而，也着力于组织作者对抗战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精辟的评论。其创刊号署名微尘的文章《加紧“烧油锅”》，第4期秉鎔的文章《全民抗战》，第5期何来的文章《怒吼吧！兴化的青年群众》，即是这方面的几个代表。《加紧“烧油锅”》一文，用油锅作比喻，指出“要烩炸食物，必先把锅煮沸”，“要抵抗强敌，必先把民众动员”。“所以，我们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大油锅，烧得滚沸起来，烫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文章还抨击了抗战初期忽视民众力量的错误倾向，探讨了动员民众的基本途径，指出必须使民众有参战和救国的自由，必须改善民众生活，必须澄清吏治。②《全民抗战》一文，则尖锐指出“全面抗战的真谛，不是偏狭军事上的问题，却是要发动中华民族一切的力量”，期望民众“马上起来组织自己，训练自己”，“更而推动后知后觉的来参加我们的集团”，即参加抗战。③《怒吼吧！兴化的青年群众》也指出，兴化（即莆田、仙游两县的旧称）“我们的故乡，在悠久的过去，确有一段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祖宗，期望着我们补充它，而且必须用热血写出”。号召青年们联合起来，责无旁贷地从事唤起民众的工作。④

　　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时论》能结合莆田、仙游的情况，开始触及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关键性问题，体现出进步舆论的先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时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在发行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正如闽中党组织有关文件所说，“时事研究会的刊物，不能有广大读者，是莆田县恐民病者种种阻碍。”⑤因之，1938年4月上旬《时论》发行9期后，就被国民党当局借口刊物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稿件亦不送审而停刊。《时论》停刊时，中共党员蔡文焕正从上海返莆，由他建议将《时论》改名为《抗敌知识》，正式向当局申请登记，于1938年4月10日得以重新出版。

　　《抗敌知识》发行人仍为蔡拱北，版式也是16开，每期3页，12面，每月的1日、11日和20日各出一期。故曰“《时论》又以新的姿态而出现了”。但是从《时论》到《抗敌知识》，“并不是简单的继续，而是经过一番改组的”。⑥

　　《抗敌知识》增加了稿件送审的程序，每期由中共党员杨杞松负责与当局交涉，以免给人造成口实。在办刊方针上，进一步明确抗战宗旨，公开宣布“完全以‘抗日第一个为最高原则，一切关于抗日问题，本刊都准备加以介绍、讨论、批评和建议，一切挑拨离间破坏全民团结的理论，本刊一律排斥”。在办刊方式上，改变以往《时论》多是选登外刊具体作品的粗疏作法，而新辟了“十日文摘”栏目，摘要集合某段时间内各刊要文的精辟段落，“经过一番选择、精炼、编汇的功夫”，提供给读者综合的讯息。⑦如创刊号上的“十日文摘〃栏目，集中摘载了沈钧儒的《对于青年想说的几句话》、韬奋的《青年干部与乡村工作》、张劲夫的《目前的青年问题》、易卓的《敬告彷徨中的热血青年》等文。

　　《抗敌知识》另辟有“展望哨”、“论坛”、“小统计”、“战时随笔”等栏目。其中“论坛”办得很有特色。在这个栏目发表的《当前福建学生的紧急任务》、《如何保卫大福建》等评论，陈述了办刊者对时局发展的最新见解。《当前福建学生的紧急任务》一文指出，伟大的民族抗战，正在猛烈地选行着，“历史正给予福建人民一个艰苦的考验，而福建的学生，正在这个考验的最前线！”所以福建学生应该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上好这个救亡图存的“时代课”。⑧而《如何保卫大福建》一文，作者忧虑到闽省安危，提出了4条对策：第一迅速冲破福建非战时的沉闷空气；第二开放并发展民众运动；第三加强政治团结，除奸肃贪，改善各级政府机构；第四迅速完成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准备与布置，组织游击队，军民合作巩固海防。⑨这些都对闽省抗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抗敌知识》的办刊人员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编辑工作的。由于经费拮据，稿费“不能支出一个铜板”，原定4月中旬出版的第2期也只好拖延到6月才与读者见面。好在还有许多热心的时事研究会会员提供赞助，才得以挣扎存在下来。⑩发行方面，除读者订阅外，为了扩大影响，只能与当时《福建新报》的报童联系，付予一定报酬，将各期《抗敌知识》夹在《福建新报》里面，免费赠阅，广为散发。

　　1938年6月，《抗敌知识》第2期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关于抗战的谈话，同蒋介石、陈诚的言论排在一起发表。莆田驻军当局赖绍明见后十分恼怒，乃对《抗敌知识》编辑郑秉鎔之父、涵江律师郑亦愚施加压力，责其教子不严。为了避免麻烦，随后《抗敌知识》的发行人改由朱微风接任。并巧妙地声明，将《抗敌知识》由时事研究会盘与抗敌知识社接办，而实际上仍为同套人马，得以继续出刊。第6期后，又因送审稿件常被扣压而再度停刊。

　　《抗敌知识》被迫停刊后，时事研究会并没有因此而灰心，而是坚韧不拔地为创办新刊而努力。当国民党当局不准原发行人继续登记办刊时，时事研究会曾一度将刊物易名为《永生》，秘密发行。后又因无合法发行渠道，出版两期后又停刊。1938年6月底，又更换人员，改为《总动员》三日刊，重新登记出版。

　　《总动员》由新从上海返闽的大学毕业生蔡金耀担任社长，王紫霞为编辑。办刊宗旨还是“团结抗日”，只是版式由先前的16开旬刊改为8开小报。7月上旬，《总动员》在“七·七”周年时发了纪念专号，宣传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主张。后该报因政治倾向招致当局疑忌，只发行10多期又被迫停刊。时事研究会创办的刊物，虽几经周折，几度更名，但实为一家所办，这充分体现了其为鼓动抗日救亡执着追求的精神。上述这些刊物主要在仙游、泉州、福福州等地发行。常为刊物撰稿的有省内爱国知识分子黄绿萍、朱维干、程永言、陈长城、蔡拱北、杨采照、邓捷敏、陈秋泉等；党内则由蔡文焕担任主笔，⑾在闽中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此期间，中共泉州外围组织创办报刊的活动亦很活跃。1937年秋，中共惠安特支联络惠安各小学进步教师，发动小学生开展捐献劳军救亡活动。随后，曲张强、王谦帆等人在新生小学创办了反映这些活动的刊物《小拳头》，前后共出版了三四期。1938年5月，《泉州日报》编辑、中共党员郭耘（李铁）与该报总编辑朱少稀等创办刊物《青年战友》和《抗日导报》，发表署名陈萤的《沦陷十个月后的厦门》等文。⑿同年7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派林士带在永春县城关成立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出版《萤光》刊物，宣传抗日。⒀

　　同年11月5日，朱少稀、郭耘等人又创办了《福建导报》，成为此间闽中中共外围组织所办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

　　《福建导报》社址在泉州中山中路。其前身是在闽南拥有广大读者的泉州《每周导报》。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每周导报》“很愿意将她交给全福建实际担任了救亡工作的文化人们”，改作旬刊，仍在泉州出版。⒁这就是其改为《福建导报》的动机，也就是“为着爱护国家，爱护民族，为着要将自己的心和力，安放在一个抗战有利的地方”，而“对于一般救亡的情况，救亡的知识，救亡的实际”进行宣传。⒂该刊每期用三分之一的篇幅、约1万字左右登载各地的救亡讯息，每篇稿子2000-2500字、以通讯、特写、报告等体裁，介绍涉及各县各区的“一般救亡工作情况，一般教育情况，战时民教情况，民众生活。征兵的进行，募债的进行，敌情，汉奸，乃至一个集会的伟大热烈，一个讨论或批评的活泼、兴奋，一个石头一样的困难的遭遇，一个火一样的人的发现，一个快乐和沉痛的感受，一个困难的解除等各方各面”；另三分之一篇幅辟为“十日时事”、“论述”、“文艺”、“书报介绍”、“读者通讯”等专栏；余下三分之一篇幅则由“十日文摘”栏目包揽。⒃

　　《福建导报》由于所涉及的面如此之广，以致使闽中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开始对全省产生了影响。早在创办之前，筹备者即“一一发信，向各方面的朋友征求更好的意见，同时征求写稿”。还和福州、南平、沙县、永安、泉州的朋友“讨论内容的问题，稿源的问题，编辑的问题，发行的问题等等”。⒄第3期《编后》又登出“希望作者多多的给我们以通讯的稿件，尤其对闽东、闽北、闽西的作者，我们更加是这样的希望。⒅”见于各期的篇目，诸如《抗敌中的福清教育》、《惠安救亡运动再动弹下去》、《在同安》、《今日永安》、《惠安战教》、《海澄一角》、《等待着我们去开拓的处女地——松溪通讯》、《抗战工作竞赛在南平等处开始》、《闽南国防前线的后方——诗山》、《救亡运动在文亨》、《浦城在抗战中抬头》、《崇安的新姿态》、《救亡工作在诏安》、《闽西一角》、《漳平在轰动中》等，林林总总，无不反映了在这方面的联系与拓展。在此期间，《福建导报》还拿到永安出版，即谓与泉州版遥相呼应的“永安版”，每期发行近1000份，进一步扩大了影响。⒆

　　《福建导报》对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这种参与，还可从其所登署名孟达的文章《今日永安》中得到体现。该文以热情的笔调，记载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我省获得的重大进展，即永安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作者指出，永安最初只有一家书店，自省府迁入，中华书局支店、文明书局分店先后开张后，“给用功的青年朋友便利不少”；省府图书馆馆藏报刊杂志，“尤其是最近新到了不少与救亡工作有关的小册子，给热血青年以不少的帮助与鼓励”；更有率先在永安宣传抗日的《老百姓》五日刊，“每期发行已达3000份”，“是永安唯一的通俗读物，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民众读物”。作者从书店、图书馆、报刊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入手，向全省读者介绍了永安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历程，为推动此项运动尽了一份绵力。⒇

　　《福建导报》办刊上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刻意追求稿件质量，在编辑加工方面下了一番苦功，力求所登的文章。能对所涉及的事物进行深究分析，给人以启迪。第3期刊登的《关于抽壮丁的问题》和《极应纠正的几点》两文，就是一个例子。文章在叙及各地征兵中出现的粗暴现象后，指出民众不是不响应征兵。而是因“最根源的流弊是不公”，有财势、有权力的人，极力变通关节，“不当免的免了，不当缓的缓”。这才造成广大民众的不满。（21）第4期发表的《抗战中闽西之地位与救亡之动态》，则是又一个例子。该文对闽西的历史和救亡的现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文章指出，正抗战于山西的八路军前身，便是早先在赣南闽西创建根据地的红军。而在江南抗敌有卓著成绩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邓子恢部，更是由十足道地的闽西民众武装所组成的。“民国近十年来的现代史，闽西始终不会失去他的军事价值”，广大民众“再加上相当时间的民族抗日意识的熏陶，把他们从散漫转变成为有组织”，是能对福建抗战作出贡献的。（22）这表明《福建导报》已站在较高的层次，对福建抗日救亡活动进行推动。

　　《福建导报》还极力推动全省抗日救亡报刊的发展。第1期刊发的《我们要求新的宣传方针》一文。就对当局控制宣传的劣行及抗日报刊界的缺陷进行了检讨。文章分析了当时新闻宣传上所存在的三条缺陷：（1）只见胜利的报道，而无失败的消息，以致失信于民；（2）不究失败之症结，致很少有改革与进步，超不到监督和促进作用；（3）未能充分发表抗战英勇事迹，起到鼓舞、激励人民的作用。文章进一步呼吁要使宣传与抗战能有宪善的配合，“放弃过去对于宣传上消极的限制。而积极地树立起新的宣传方针”，“对着过去的错误所在而予以确切的改正”。（23）这些观点，对于推动全省宣传抗日救亡报刊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福建导报》办到1939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限制中共活动，《福建导报》和《青年战友》等色彩明显的报刊先后被迫停刊，随后闽中地区中共领导的报刊活动转入荫蔽阵地，曲折地开展工作。

   二

　　由中共外围组织所开端的闽中宣传抗日救亡报刊的活动，由于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打击。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后来，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各方进步力量接过斗争火炬，继续开展抗日报刊活动，并获得新的成就。

　　这其中首推泉州美术界于1939年创办的《抗敌画报》，由李硕卿、黄紫霞等编辑。随后，泉州各校美术教师又组织出版了《木刻画报》，由许谷芳、陈家楫、史其敏等编辑。同年11月，进步人士郑金殿同洪遂明合作在《崇道报》创办“原野”副刊，发表时事短评，宣传抗日救亡（23）。翌年6月，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也在泉州出版了《正源半月刊》，报导省内各地回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24）。

　　在此期间，闽中抗日报刊活动还从莆田、泉州中心地带，向周围边缘区域扩展，尤其在福清，出现了声名远播的《原野》半月刊。该刊是1940年5月由福清县私立明义中学青年学生所组织的原野读书会为“讨论新学术，灌输新知识”而创办的。在“讨论新学术”方面，《原野》的《发刊词》称：“夫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承学之士，自宜顺应潮流，时时蜕故孽新，与世并进”，本会同仁，“愿与群众跨上时代之轮，兼程迈进”。即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新文化，宣传新文化，发展新文化。至于“灌输新知识”方面，编辑人员所撰《献给亲爱的读者》一文，郑重声明要在抵抗日军、这生存与灭亡之前的搏斗中，“握着大时代的轮齿”，握紧战斗的笔尖，奋勇在前，“燃起青年的血油，提高救国图存的热力。”由之号召全国民众，面对挑战，向着解放的大道前进（25）。

　　为了实现神圣的使命，《原野》编辑室在艰难中创业。首先是解决经费短缺问题。《原野》全靠有志青年的热心捐助，而他们自己大多也是穷困无助的。正如《献给亲爱的读者》一文所说的，“我们的经费，实在的可怜的，凄凉的，也许下期就要难产，但我们只凭我们生的挣扎、力的表现，能服务‘原野’一天，保护‘原野’一日，我们绝对要由我们的血滴中、精髓里、脑汁内、心手间，滴出我们的汗血金钱，滋养这脆弱的天使”。（26）其次是应付当局的检查。虽然“业已依法分别呈县党部、县政府转请中宣部、内政部登记，并将样本寄达中宣部、内政部、国立图书馆存查”。（27）但是，稿件经常被当局无端检查和扣压，致使刊期波动，往往“愈期出版”。第三，克服由于编辑室人员更换频繁所造成的困难。该刊的编辑大多是初中生，他们要完成自己的学业，还常受到升学、转学的影响。如曾是该刊的主要负责人的黄家鼎，后因升学之扰而辞去编辑室的工作。而接手的一时经验不足，必然影响刊物的质量。第四，要巧妙应付国民党当局非法追查作者的行为。当局种种无理的行为，给编辑室与作者和读者的正常联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如作者丘山林曾给编辑室寄一篇题为《论普罗文学》的文章，被县党部从邮局查到，以文中涉及马列理论观点，而把丘山林逮捕入狱。随后，编辑室为了坚持这个斗争阵地，不得不采用笔名，以保护自己，并与当局非法行为作斗争。如陈振先笔名静仙，林定炯笔名林  ，张振文笔名夏冬心，刘大璇笔名天冤，吴端升笔名边笳，施效人笔名施孝仁，张端仕笔名长横，江汉秋笔名滨笳，郭有诠笔名小萍等。第五，要冲破国民党当局对发行的阻拦。由于当局视《原野》为洪水猛兽，害怕影响扩大，故而千方百计阻止订阅该刊，这给发行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为此，编辑室先是冲破阻挠，予以回击，发表《“自由读阅”谈》一文，指出“秦始皇有过‘偶读诗书弃市”之命。希特勒曾禁止德国青年阅读非日耳曼人的著作，北平傀儡政府也曾禁止人民阅读非汉奸的著作，但是今天秦始皇已经死掉，而诗书却仍然存在着，非日耳曼的著作却不因希特勒的禁令而消减其万一价值。北平伪政府叫禁止的非汉奸作品，仍然在任何不愿做奴隶者的手中，可见人类的自由并不是可以用任何力量来抹杀的。”（28）文章例举这些中外强权摧残文化的可悲结局，正是告诫当局禁读《原野》是不得人心和徒劳无功的。接着编辑室在发行方法上采取了灵活的措施，比如，曾发起“征求基本定户二千户”的活动，规定五条：一是凡订阅《原野》全年一份者，照定价八折优待；二是凡介绍基本户五户以上者，介绍人照定阶七折优待；三是凡介绍基本户十户以上者，介绍人照定价六折优待；四是凡介绍基本户二十户以上者，介绍人照定价四折优待；五是凡介绍基本户五十户四上者，介绍人得免费订阅本刊全年一份。这使得征订取得一定成效。（29）第六，极力打破当局对中共消息的封锁。《原野》创办于国统区福清县（城内香园巷二十四号），国民党当局控制和封锁十分严密，想方设法限制传播中共的消息。为了打破封锁，办出生气，编辑室通过吴端升把在报馆担任书报管理员的陈祖述介绍入原野读书会，再从陈处私下借出馆藏《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据此报道中共及全国抗战真实情况。靠编辑室同仁的不懈努力，《原野》终于冲破千难万险，结出了累累硕果。

　　《原野》各期设有“夜话”、“半月谈”、“农工闲话”等十多个栏目，除少数纯自然科学外，多数是号召民众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争取抗战胜利，以及探讨科学与民族兴衰之间联系的，均未离开民族斗争这个主题。各期封面也套印抗敌木刻，如《汪逆夫妇铸象》、《刺破汪逆谬说》、《瞄向敌人的胸膛》、《自力更生》等，与斗争实际结合得十分密切，为鼓动全民族的抗战作了大量工作。

　　大力褒扬古今中外爱国志士，辛辣嘲讽无耻卖国之徒，构成了《原野》办刊上的又一个特色。翻开《原野》，关于人物方面的文章占有相当的比重，专门设有英烈、人物等栏目。在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之际，《原野》的第1卷第12期，专门出了“鲁迅先生纪念特刊”，以引导大家认识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编辑室在这份特刊扉页上，十分醒目地印了茅盾和郁达夫为纪念鲁迅先生而题的词。郁达夫的题词是：“没有伟大的人物的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爱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之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尚可有为。也因为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特刊还配发了其他纪念鲁迅的文章，如《怎样认识鲁迅先生的伟大》一文指出，在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的今天，该是学习鲁迅先生、继承鲁迅先生的时候，尤当中华民族为生存而战的关键时刻，更富有现实的意义。又指出，要认识鲁迅先生的伟大，不能仅停留在读鲁迅先生的著作，而要了解“鲁迅先生战斗的生活”，即使“要读懂鲁迅先生的著作”，也“先要认识鲁迅先生战斗的生活，先要拥护真理、正义，要爱民族、爱人类，要有战斗的精神，战斗的生活，向社会作实际的斗争，才能读懂鲁迅先生的著作，才能认识鲁迅先生的伟大”。这种战斗生活，就是站在第一线上，以最彻底地痛打落水狗的办法，予民族敌人以坚决的打击。“在抗敌解放战争的今天，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我们应该大胆地学习他的那种精神和远大的眼光，……应该极力地发扬”（30）。

　　《原野》半月刊的激烈锋芒，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41年元旦，《原野》编辑室正开始筹备新一年的工作，突遭国民党福清县党部勒令马上停办。后经原野读书会的再三交涉，据理力争，才被允许再出一期，于1月5日最后出版了第2卷第4、5期合刊。《原野》编辑室利用合刊，作了最后的抗争，以《编后话》公开表示了对摧残进步的不满：“我们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而光明的堡垒是靠真理来建筑的，我们为要维护真理，只能吃力不讨好，于是所受的阻力一天一天加重了，数月来为了答谢各方读者爱护的诚意，希望能够维持下去，等待光明的来临，谁想环境越恶化了，这期呈送给读者后，恐怕就这样夭折了。”（31）可见《原野》虽被迫停刊了，但编辑室同仁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仍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三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当闽中地区中共外围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开展的抗日报刊活动因受到顽固派压力而屡遭挫折之时，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的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又毅然参加到抗日报刊活动中来，并掀起了很大的声势。国民党爱国人士从事的抗日报刊活动，以纯官方和抗敌后援会及其下属组织为两大阵地分头发展。

　　闽中各地国民党官方所办报刊，如《福清民报》、《莆田日报》、《泉州日报》、《大众日报》、《仙游日报》、《永春日报》以及《时代晚报》（属晋江县所办）等，早在抗战之初即已详细报道了闽中国共和谈和红军游击队雷光熙部改编的情况；（32）随后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除刊发国民党当局所规定的内容外，也开始“阐扬建设国家的三民主义，研讨历史价值的社会新闻，揭露敌伪豪劣的阴谋暴行”，（33）以及各地抗日救亡的动向。其中《泉州日报》的表现尤为突出。

　　《泉州日报》在当时系闽中官方一份规模最大的报纸。由于朱少稀、郭耘、李展筹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其中担任总编、主编、编辑，使之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迈出新的步子。首先，大量揭露日军的残暴行径，每日刊发诸如《敌舰昨向莲河菊江发炮百廿余响》、《敌伪之经济掠夺厦鼓备受搜括设立各项组合群丑分赃》、《厦伪指使浪人在鼓剥削华侨》、《厦敌大括地皮》、《劫后永宁崇武》、《敌在厦门搜括民间铜铁》、《同安空袭，灾况空前惨烈》等消息，抨击日军的种种暴行，使人民群众明白了事实真相。（34）其次，积极反映救亡的动向，对于那些具有意义的晋江抗敌会、泉州防灾委员会、晋江县妇女抗敌后援队、泉州文化青年抗敌服务团、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福建省分会晋江支会等抗敌团体的成立及组织情况，特别是对省内军民抵抗日军的斗争予以积极的报道，如《崇武军民热烈反攻，伪匪伤亡逾半溃逃》、《永宁三李骂倭就义》、《霞浦潜行登陆之敌亦经我军迎头痛击》之类的消息，日渐多见于报端。（35）1939年“三·八”妇女节这一天，该报还发多篇专文，提出只有民族的解放才有妇女的解放，要求妇女们“不分阶级和身份地团结在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参加抗战。（36）从总体上看，尽管这些官方报纸在反映抗日救亡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但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限制，仅仅局限在新闻和短讯上的突破，而在理论深度与评论力度上未有大的进展。在这方面国民党爱国人士的另一块阵地，即抗敌后援会系统所开展的办刊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抗敌后援会是国民党当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闽中地区这个系统之下，包括晋江、南安、惠安、永春、德化、安溪、莆田、福清等县分会。还有不少派生机构，如南安县抗敌后援分会第二区支会、丰州镇各界抗敌后援队、泉州文化青年抗敌后援会、泉州民船船员抗敌后援队、晋江学生抗敌服务团、仙游县闽纵战地服务团等。这些组织一般承担了各地宣传、募捐、慰劳、救护、生产等项工作。“构筑精神国防巩固军民对敌作战的意志，”（37）也是其中一项重要而普遍的任务。

　　《莆田抗倭月刊》是由莆田县抗敌后援会主办、较早出现的一份刊物。至1939年1月1日，已出了33期。该刊开辟“短评”、“论著”、“文艺”、“转载”等栏目，及“杀敌”、“光荣的创伤”木刻。内容林林总总，比纯官方报纸更多地涉及到抗日救亡的各个方面。该刊在办刊方式上的进步表现在：第一，注意挖掘新闻稿件的内涵，提高质量。曾特意转发名记者胡愈之的文章《在抗战新阶段中新闻记者的任务》，赞赏胡氏提出的关于抗战进入重要的新阶段，新闻记者和新闻从业者应配合全面抗战，进行“全面的新闻采访和新闻供给”，建立与国内外的联系，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新闻主张；（38）第二，增加理论文章的版面，组织《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抗战必胜论》、《关于战时的文学》之类专稿，批评一些人“坐井观天”的悲观论调，以“许多的事实，作为证据，来坚强大家的信念，而确定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39）

　　在此期间，泉州、长乐、德化等县的抗敌后援会，也在办刊活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5月，由国民党爱国人士陈盛明主持晋江县抗敌后援会所办的《抗敌周刊》和《抗日画报》，发表了《失了厦门的泉州》、《论战时民众的负担》、《晋江学生下乡工作的检讨》等关于救亡工作和救亡理论方面的作品。（40）1938年底，中共党员刘润世担任长乐县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创办一份《抗敌三日刊》，由刘润世本人兼任社长，张羽（中共党员）任编辑。1940年拟扩版为《前锋日报》，曾购置器材，准备试版，但因日军登陆，器材全部被损而未成。（41）从1938年到1939年，德化县抗敌后援会主办的《抗敌新闻》旬刊，也能扣紧全省抗日救亡斗争的热点，及时播发厦门保卫战，敌视轰炸福州市这类抗敌讯息，介绍各地斗争的进展。（42）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闽中抗敌后援会所办报刊的抗日救亡活动一直在进行着。尤其是1941年后，许多原先落后的县份，也开始创办新的报刊。其中仙游县的成绩最为显著。1941年3月，仙游青年成立了“闽纵战地服务团”，一面分赴莆田、涵江、江口、渔溪、福清、福州、塘前、永泰、永春、溪尾、诗山、码头、洪濑、泉州、惠安等地从事救亡活动，一面出版反映这些活动和探讨抗战诸问题的《战地月刊》，发表《福清！在骄傲烽火中》、《晋访福州》、《戏剧行进在福州》、《我们在惠安》、《本团一年工作总报告》、《本团一年来演出简报》等工作动态，及出版探讨抗战之法的“游击专号”。（43）1942年初，又由仙游县宣传委员会动力出版社创办了《动力》期刊，进一步壮大了该县抗日报刊的力量。

　　《动力》期刊阵容强大，由张承藻、郑毅、刘春英、郑天杰、谢炳鳌、程雪玉、张剑等任发行人，辟有“论著”、“文摘”、“文艺”、“青年园地”等栏目，还配发闽籍著名画家李耕的《苏武牧羊》、《刺背图》、《木兰从军图》等鼓舞民族士气的作品。该刊重视民众的作用，认为“四万万五千万的全国同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源泉，”是抗战的动力，曾发表《战时民众运动的任务和政策》等指导性的文章。（44）

　　在此期间，南安县也于1943年2月25日由新南安月刊社出版了《新南安》月刊。该刊由颜天仰任发行人兼编辑，立足该县，刊登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之论著、译述、乡土史料，有关本县各种兴革论述、文艺创作或有意义之本县风光特写及地方情形指导。”（45）曾发表《建设新南安之理论基础》、《论乡镇事务管理》、《论乡村经济建设》之类作品。还转载各地关于抗战的论著。晋江县于1943年7月20日，由第三战区福建省晋江县合作站指导分处，编辑图刊《军民合作木刻》，以图为主，另配文字说明，一幅题为《军民应该要互爱》的图文称，“我是兵．你是民，我们本是一家人，我扛枪上阵那怕死，你种地工作多热心，军人收复失地，百姓保卫家乡，……大家一家人，打退日本人。”图文一目了然，朗朗上口，颇有感染力。1945年元旦，莆田县军民合作站指导分处又推出《军民之家》半月刊，每月逢15、30两日出版。该刊由张望主编，林仁华任发行人。辟有“半月评论”、“诗歌”、“散文”、“小说”、“特写”、“服务室”、“译作”、“通讯”等栏目，欢迎有关促进军民合作之作品。（46）曾发表《论发扬士气与转移风气》、《南日军民捉飞贼》、《最后胜利在今年》等充满必胜信念的专稿。（47）

　　四

　　闽中宣传抗日救亡报刊的活动，走过了长达八年风雨如磐的斗争历程。虽然先后以中共外围组织、群众进步社团和国民党爱国人士三个方面为群体，分头开展活动，但其流向一致，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闽中人民抗日救亡做出了贡献。

　　在闽中创办宣传抗日救亡报刊的过程中，中共党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揭开闽中抗日救亡报刊活动序幕的正是中共外围组织所办的报刊，它们是在这个地区各级中共组织的重视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领导这个地区的中共闽中特委，视宣传抗日救亡为重要任务之一，以发行和争取各种报纸杂志，来“造成热烈反侵略空气”，“揭穿一切投降派的阴谋毒计”。（48）在此期间，闽中特委的上级领导、位于闽北崇安县的中共福建省委，也不远千里，派机关干部顾惠生（即顾风），奔赴泉州承担《青年战友》的编辑工作，加强了闽中报刊活动的力量，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其次，闽中宣传抗日救亡报刊的活动之所以能长期如一地保持既定的发展方向，也与中共地方组织把握好总体方向是分不开的。且不说中共外围组织和群众进步社团的报刊，是在中共各级组织直接影响下开展活动的，就是国民党爱国人士的报刊，也常有中共人士参与间接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李刚、李铁（即郭耘）、李展筹等人，先后在《泉州日报》当过主编、编辑。国民党爱国人士陈盛明主持的《抗敌周刊》和《抗日画报》，亦常得到中共人士的支持和指点。1940年4月，中共闽中特委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团结、进步、抗战的精神，指示各级组织，进一步动员和促进办报办刊人员“宣传民主与抗战的重要”，“宣传没有民主的痛苦”，以造成闽中反对阻碍救亡运动、反对摧残抗日进步力量的热烈气氛，由之规划了闽中报刊发展的方向。（49）

　　闽中抗日救亡报刊的活动，与省内外各地也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各报刊多能积极打破地域观念，向外扩大发行，还常在组织稿件上注意外地的作者。如泉州《福建导报》的视野已经面向全省，而福清《原野》所出纪念鲁迅特刊更进了一步，收到了省内外各地近百篇的稿件。他们的实践，为地方刊物如何走向全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注：

　　①②《时论》创刊号，1937年l2月15日。

　　③《时论》第4期，1938年1月15日。

　　④《时论》第5期，1938年1月25日。

　　⑤《中共闽西南特委给闽中党的指示——闽中党工作上的缺点与今后工作方向》1938年3月21日。

　　⑥⑦⑧⑩《抗敌知识》创刊号，1938年4月10日。

　　⑨《抗敌知识》第2期，1938年6月。

　　⑾见《莆田党史资料简讯》第9期，1985年8月25日。

　　⑿《青年战友》1939年4月25日，《泉州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

　　⒀（23）《泉州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

　　⒁⒂⒃⒄《福建导报》创刊号，1938年11月5日。

　　⒅（21）《福建导报》第3期，1938年11月25日。

　　⒆⒇《福建导报》第2期，1938年11月15日。

　　（22）江茂夫：《抗战中闽西之地位与救亡之动态》，《福建导报》第4期，1938年12月5日。

　　（24）黄秋润：《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在泉州组织始末》。

　　（25）（26）《原野》创刊号，1940年5月。

　　（27）《原野》笫2期，《编后话》。

　　（28）《“自由读阅”谈》，《原野》笫1卷第3期。

　　（29）《征求基本定户二千户》，《原野》第1卷笫2期。

　　（30）《纪念鲁迅先生应继续他的斗争精神》，《原野》第1卷第12期。

　　（31）《编后话》，《原野》第2卷第第4、5期合刊。

　　（32）见《莆田日报》1937年8月、9月。

　　（33）《时代晚报·启事》。

　　（34）见《泉州日报》1937年12月1日，1940年5月9日、5月22日、6月3日、7月19日、8月18日、12月24日。

　　（35）见《泉州日报》1940年7月18日、7月29日、12月9日。

　　（36）见《泉州日报》1939年3月8日。

　　（37）《巡回归来短笔》，《战地月刊》2卷1期，1941年1月。

　　（38）见《莆田抗倭月刊》笫34期，1939年1月28日。

　　（39）林剑华：《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莆田抗倭月刊》第33期，193年1月1日。

　　（40）《抗敌周刊》，1938年5月19日、6月30日、8月25日。

　　（41）刘润世：《战斗在长乐》，《福建党史通讯》1985年第11期；《郑廷植在福建地区党的出版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发言》，1988年4月7日，吴国安记录。

　　（42）见《抗敌新闻》1938年5月21日、6月20日。

　　（43）见即《战地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年4月。

　　（44）《动力》第1卷第8期，1942年8月5日。

　　（45）《征稿简约》，《新南安》第1卷第1期，1943年2月25日。

　　（46）（47）《军民之家》半月刊创刊号，1945年1月。

　　（48）《中共闽中特委为积极开展闽南青年工作给各级党的指示信》1940年5月10日。

　　（49）《中共闽中特委对新宪政运动的指示》1940年4月15日。

　　                                     （钟健英  吴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