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第二期《党史研究》发表的阎景堂《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从“游击区”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党的领导、武装力量、游击根据地、国共和谈和编入新四军等），论证了闽中与其他十四块游击区并驾齐驱，提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八省十五个地区”的新说，纠正了“十四块游击区”的传统说法。本文试以历史资料为依据，着重从闽中三年游击战争发展的全过程来进一步探讨其能否独立成块的问题。
一、从三年游击战争前的武装斗争史看，闽中是块独立的游击区
闽中地处福建沿海两个中心城市—福州和厦门之间，腹地为兴化湾平原。这里交通方便，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富饶，是国民党统治福建省的中心地带。虽然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央主力红军没有经过这个地区，但这个地区并非没有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相反却是福建大革命时期建党的三个地区之一，①也是最早开展武装斗争的地区之一。自1928年3月在闽中莆田县的广业山区成立第一支农民游击队后，这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就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1930年，福建省委先后派军事干部陈华、黄琬到莆田，把原有的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军第二○七团。莆田的毗邻仙游县也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八团。当时的省委书记罗明说：“据我的回忆，闽中当时以莆田为中心进行过武装斗争。有一天，我与一位同志去莆田游击区，参加过一夜的游击战争。敌人增派部队来包围时，我们在现场通知游击队撤退到山区。以后，闽中是成立了特委，由邓子恢担任书记。”②
1930年10月，福建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王海萍偕省委巡视员邓子恢到莆田建立闽中特委之后，即把红二○七团改编为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准备有计划的进攻敌人，在莆田、仙游、福清、惠安一带游击，打击海军与消灭当地民团常备队，创造这几个县的赤色区域”，并在“莆田广业山区开始土地革命。”③
同年12月底，红二支队在莆田外坑遭到敌人重兵包围，领导人在突围中被捕牺牲，年轻的外坑苏区惨遭摧残，武装斗争第一次失败。1931年2月，福建省委常委专门召集闽中党组织的领导人王于洁等到厦门省委机关总结闽中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作了《决议》，确定莆田仍恢复党的县委建制，要求县委克服失败观念，吸取经验教训，继续组织武装斗争。
外坑失败后，经过一年多的组织发动，这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又蓬勃地开展起来。据《福建工农报》1932年3月29日报道：“莆田、仙游、永春……农民起来斗争，原有的游击队后因领导不好。故无形失败，现该三县均恢复起来，而仙游游击队战争发动更有成绩，曾组织领导群众，打入捐税局，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个地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33年5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向中央所作的《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中说：“现莆田、福安、连江三县的游击队，各扩大到五十人左右，在布置春荒斗争中成分上有很大的改造，尤其反土匪流氓的斗争，得到了极大的收获。现在游击队是可说才真正成为工农的武装，才相当能够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
1934年4月，由于福州中心市委遭敌特破坏，市委主要领导人叛变。莆田中心县委和仙游县委亦遭牵连而被摧残。事件发生后不久，福州中心市委常委（原莆田中心县委书记）王于洁立即回到莆田整顿了党组织，重建了游击队，并在莆田农村连续发动武装暴动，以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与此同时，福州中心市委宣传部长黄孝敏和互济会主任刘突军也撤退到福清，把福清县委整顿改组为中心县委。
以上历史说明，闽中是块有党的坚强领导，有过苏维埃政权的老游击区，小规模的游击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就开始，并一直坚持下来。而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其武装斗争既不像苏区那样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也不像新游击区那样从头开始拉队伍打游击，而是由原来的游击战争向更高的水平过渡和发展。
二、从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成绩看，闽中也是伟大的第二战场的一部分
1934年冬，国民党集中主要兵力“追剿”长征红军，并对各苏区进行军事“清剿”。而地处敌人统治中心和福建沿海交通枢纽的闽中地区，反动武装力量却相对薄弱（从福州至泉州约200公里的公路干线只驻一个师）。闽中党组织便利用敌人的这一空子，在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使敌有后顾之忧，以钳制敌人的力量。
这时，在王于洁、潘涛等领导下，莆田全县武装骨干集中组成了一支可统一指挥的红军游击队，于同年12月奇袭了常太枫叶塘镇，摧毁了这个地区的反动堡垒，一举缴获20多支枪、子弹数千发，从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打响了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一枪，开辟了常太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黄孝敏、刘突军也在福清成立一支30多人的工农红军福清游击大队。到了1935年3月，闽东游击区的西南团陷敌重围，部队被迫解散。连江县委书记魏耿、西南团团长杨采衡和共青团连江县委书记陈云飞率骨干20多人渡海撤退到福清，加入了福清游击大队。接着，福清中心县委派陈云飞打入罗汉里匪窟，争取了刘阿和所部，从而开辟了罗汉里游击根据地。
同年5月，莆田和福清两个中心县委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闽中特委，并把两支游击队统一改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从此，闽中地区两支武装游击队和两块游击根据地，在特委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主动出击，使敌人疲于奔命。10月初，第一支队在肃清罗汉里根据地范围内的土匪、民团之后，队伍发展到100多人，于是首次远距离行军至莆田，袭击大洋田粮处。当时国民党《莆田日报》对此作了如下报道。“本月5日4时，田赋处大洋分柜被劫，匪众八十余人，绑去铺差方春霖一名，缴去粮务队快枪八杆”。“据闻该案系永泰属一都之土共所为，查该股土共约百余人，枪械齐整，占据一都，将近三日”。
大洋被游击队袭击之后，国民党驻军第九师第四十九团团长夏德贵立即电告“绥靖司令部’，说永泰、莆田、福清三县边区有共党百余“出没骚扰”，并“派该团曾营长率本部进剿”，还“函三区专署派永泰保安队协助包抄”。④但结果是一个营的正规军和一个连的保安队被游击队不足一个连的兵力击退于福（清）永（泰）边的一都。而当四十九团在福莆永边“清剿”一无所获之际，第二支队却在莆田常太根据地周围打土豪、攻民团、杀恶霸，搞得轰轰热烈。尤其是1936年1月公开镇压恶霸、铺差韩觐侯之举，影响更为广泛。当时还贴出署名“中国人民抗日义勇军闽中第二支队”的布告，宣传支队宗旨：“本队是抗日民族自已的武装队伍，彻底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卖国贼及一切军阀汉奸出卖东北四省与华北华南，誓死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凡是拥护我们抗日的个人和团体，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应团结起来。反对我们抗日及压迫民族的人，是汉奸卖国贼及其走狗，我们在广大民众拥护及要求下，决以革命纪律制裁之”。
第二支队在莆田的一系列革命行动，使敌人不得不把第四十九团从福清调到莆田来“清剿”。这次对莆田根据地的“清剿”，由敌夏德贵团长亲自指挥，时间持续达三个月，除正规军外，还有壮丁队百余名，保安团一个中队，“分四路由下宫、漈兜、渡口、外坑等处进兵兜剿”。尽管敌人采取“三光”政策，但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不屈不饶地顽强斗争，使敌人无计可施，连国民党报刊也哀叹无可奈何。如“进剿”际川时，敌兵看到的是：“该村乡民似完全匪化，当军队未进剿之前，早已迁往高山，墙壁上贴满反动标语；迨军队撤返渡口村休息时，忽发现右翼之外坑村山口有匪共三十余人向军队射击。”⑤又如“进剿″外坑时，因游击队和群众事前撤到山上，敌人“只焚雷光熙之楼房一座”，又“将该山四面放火焚烧”；当游击队为救护群众而“冒火冲出与剿共军激战约有两小时之久”后成功地撤去时，敌人只好以“卒因山深林密，且天色已晚，未便穷追，至被其趁机逃入深林中脱去”⑥为由而自圆其说。
闽中两支游击队不仅敢在山地上同数倍于己之敌打游击战，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转，而且还把游击战争打到福厦公路干线和福州市郊。1936年初，正当敌人集中兵力“清剿”莆田常太根据地的第二支队时，第一支队即沿着福厦路北上，连克闽侯大义乡和沪屿镇的民团、保安队，前者打垮民团一个中队，缴枪20多支，后者击毙负隅顽抗之敌9人，缴获步枪60多支和机枪一挺。在两战告捷后，又于1936年2月下旬，在福厦路的闽（侯）福（清）交界地段部署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即河村桥伏击战），俘获福建省银行副总经理韩疆士等7名国民党要员和一批枪支、现钞、黄金、银元等物。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使国民党福建当局大为震惊。当敌人从福州派出宪兵四团和省保安一团联合赶到出事地点企图“兜剿救援″时，游击队早已挟带“肉票”扬长而去。继而敌又调驻莆田之第九师四十九团和驻福清的保安五团配合包围；省府还“派飞机一架，在出事地点附近侦察。铁甲车两辆亦驶往协助逡巡”，“综计各路兵力，当在三千以上”。⑦敌人如此兴师动众却奈何不得游击队。为了打破敌人对罗汉里根据地的“清剿”，王于洁亲自赶到永泰后溪，沿莆永边的山区小路，把第一支队带到莆田常太根据地同第二支队会师。就这样，敌人历经三个月的多兵种“清剿”，以不得结果而告终。
敌人对罗汉里根据地的“清剿”被粉碎之后，闽中特委决定把两支游击队合并整编为一支队伍，继续活动在福厦公路的莆田地段上。游击队先袭击了驻莆、仙交界长岭路段上的保安队一个排，毙敌8名，缴枪8支。继而攻入设在莆田第三大集镇黄石的国民党区署，击毙巡官和区警4名，缴枪30多支。1936年下半年，国民党驻军第九师换防，由第八十师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部进驻闽中（旅部先设莆田，后迁泉州）。钱东亮一到莆田，立即命令所部第四七八团团长李鼎彝亲自率兵主持“剿共”。游击队则运用“敌进我退”的灵活机动战术，从常太根据地撤到莆永边的仙溪。而当敌人再次部署兵力分三路扑向莆永边的根据地仙溪时，游击队又机警地提前撤出，并沿着原第一支队所在的福莆永边的根据地杀回马枪，直插敌之后方，再次奇袭福厦公路上的官口镇，镇压了该镇反动联保主任潘德仁，“散发了抗日救国传单”⑧。就这样，闽中红军游击队与强大的敌人巧妙周旋，反复较量。在坚持不懈的斗争中，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力量，还扩大了政治影响，使敌人不得不承认闽中红军游击队的存在，从而接受闽中党组织提出的谈判条件。
三、从国共和谈和部队改编的结果看，闽中游击队同样是新四军的组成部分
同兄弟游击区的情况一样，闽中游击区的党组织是在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直到1936年秋，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几经辗转才与厦门市工委取得联系，由厦门市工委帮助同南委接通关系。因此，闽中特委自1936年秋即开始归南委直接领导。但由于交通阻隔，南委只能用把《救国时报》定期寄到莆田秘密通迅处的办法，让闽中特委领导人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1937年2月，闽中特委领导人从《救国时报》上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新方针后，正召集特委会议研究贯彻，不幸由于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所围捕，造成特委领导人集体牺牲的惨重损失。幸存的特委军事部长刘突军主持成立闽中工委，接替特委的领导职能。同年4月，闽中工委派黄国璋赴香港与南委接头，姚铎代表南委指示闽中工委“可以选择有利时机和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⑨。闽中党组织根据南委的指示精神，从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出发，于8月12日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发出和谈倡议，并主动派出代表进城与国民党莆田县党务指导员黄士豪和县长夏涛声先后举行谈判。经过一番斗争，在闽中党组织坚持要保留红军原有人员干部、保持党的独立领导等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下，于8月28日初步达成协议。但是在队伍改编的番号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把游击队纳入当地驻军第八十师编制。由于闽中工委领导人对抗日形势的估计不够全面，认为“日寇可以随时席卷而入闽，整个福建的汉奸政权可以做内应”，“这次不出去，我们的政治生命就完结，群众对我们（会）不信任”，⑩终于同意把闽中红军游击队200多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师特务大队，刘突军和杨采衡分别任正、副大队长，部队下山驻莆田城郊。11月，国民党方面又借口金门沦陷、闽南告急，要把特务大队调往泉州。而闽中工委领导人在不知道漳浦已发生何鸣事件的情况下，片面认为去泉州可以争取恢复安南永根据地”，又可表示我方的合作诚意，结果上了国民党顽固派“调虎离山”的当，犯了类似闽南何鸣的错误，埋下了“泉州事变”的祸根。
12月，闽中工委代表黄国璋到香港与南委接头后，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的精神，遂意识到部队进城驻扎是一大隐患。当时南委采取两项应变措施：一是把闽中工委划给闽粤赣省委领导，以便及时指导工作；二是鉴于刘突军已公开露面，不宜再做秘密工作的情况，决定闽中工委书记改由黄国璋担任。1938年1月，黄国璋到达永定，向省委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等汇报了闽中的情况，这是闽中第一次与其他游击区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年1月17日，省委写给南委的报告中专门谈及闽中的问题：“黄国璋同志已来我处，今下午讨论他的工作，很快布置他回去开展那边的斗争。”“但莆田一带红色部队点编宣布归八十师指挥，为八十师特务大队，现已开往泉州，驻扎整训了。这包含有危险性，就是那边当局企图变这一部队为私有物，最低限度有可能被调离闽中，不能达到闽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极大作用的武装力量，除我已向项英陈述要和省府和八十师交涉达到能够为闽中抗战作群众武装的骨干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之用外，南委也尽可能设法争取这一要求的实现”。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省委的预料。国民党当局为了不让闽中赤色游击队加入新四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改变这支队伍的性质。开始是提出要特务大队扩编为正规营调到浙东抗日，且提拔刘突军任中校营长，但遭到刘突军的婉言拒绝。当看到刘突军不上圈套之后，便下决心重演“漳浦事变”的故伎，一边秘密杀害刘突军，把驻泉州的闽中游击队包围缴械，一边制造“刘突军不服从命令”的谎言搪塞舆论。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阴谋遭到共产党组织的及时揭露。当时闽西南特委（张、邓、谭率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后，闽粤赣省委改为闽西南潮梅特委，由方方任书记）机关报《前驱》发表三篇评论文章予以揭露。方方还以“樨华”为笔名，亲自撰文驳斥顽固派的背信弃义行为：“据说（闽中赤色游击队之被缴械）是因为‘不服从命令’；‘不服从命令’的原因说是因为刘突军同志不肯担任八十师的营长，共产党员不做官，怕做官已成为一条罪状了，而且这种‘罪孽深重’竟致‘祸连’全队士兵了。这不晓得是新民法，还是新刑法，还是战时手法？倒值得我们来‘研究’与‘学习’。”⑾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王助、范式人则以合法身份找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据理力争，迫使对方不得不同意把闽中赤色部队送交新四军，让其赴皖南抗日前线。
从以上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闽中游击区是在不了解中央“八·一”指示精神的情况下，比较早与当地国民党谈判，并把红军游击队纳入国民党部队序列；而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谈判协议，宣布将南方八省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时，闽中游击队早已被编入国民党部队。直到1938年1月中旬，闽粤赣省委才正式向项英和东南分局报告了闽中游击队的改编问题。3月“泉州事变″之后，新四军和东南分局才正式确定把闽中游击队收编进新四军。迨至5月，新四军军部由岩寺迁至太平县之后，闽中游击队才从福州行军到军部报到。所以，在此之前的新四军编制序列中当然不可能有闽中游击队的名称。由于以上历史原因，新中国建立后编写的某些有关新四军的资料，因单纯根据最早的新四军编制序列，便漏掉了闽中红军游击队。但另外一些著作则有记述，如1963年由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第26页注：“军部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等地游击队编成。”再如《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刊载袁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也称：“军部直属特务营，由原湘南和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共八百余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闽中游击区和其他游击区一样，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保存了党组织，保存了武装力量和大批干部，并加入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所以，某些历史原因（如到达新四军军部的时间较晚、人数较少、幸存领导干部级别较低等）不应该成为闽中作为一块独立的游击区的障碍。历史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我们相信，只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弄清楚，史学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十五块游击区”的新说。
注：
①《中央局报告》1926年12月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专辑》（1922-1926）。
②罗明：《谈闽中、泉州、漳州成立特委的问题》，载福建省委党校《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2期。
③原载《福建红旗》第1期，转引自《福建革命史画册》。
④《江声报》1935年12月8日。
⑤《莆田日报》1936年3月20日。
⑥《莆田日报》1936年4月8日。
⑦见《福建民报》、《莆田日报》、《江声报》1936年3月1日至4月12日的报道。
⑧《福清日报》1936年11月27日。
⑨黄国璋：《中共闽中工委在抗日战争初期活动的回顾》，《福州党史资料》1986年第3期。
⑩《中共闽西南特委给闽中党的指示》1938年3月21日。
⑾3篇评论皆发表于《前驱》第6期，即《泉州事件》、《不幸事件》、《从由“不服从命令”说到“视为土匪严予惩办”》。
(蒋维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