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至1931年2月的莆属地区革命，在闽中人民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这一阶段的革命史实予以综合，并试作评价，以请教于老同志及党史界的专家。
莆属革命区域的确立
福清、莆田、仙游、惠安四县，位于福建省沿海中部，是联接闽西南与闽东北的一条沿海走廊。1930年秋冬，这些地方（称莆属地区）掀起了一次革命的高潮。
莆属地区革命是年初以来莆田暴动、惠安暴动与仙游何岭关暴动的继续。1930年10月初，“福建的军阀混战更紧张起来，”开始进行第三次讨卢战争。此时省总行委也正“加紧全省总暴动的工作布置”，①指示“莆属、闽东与闽北配合起来向福州发展以拉动福州的暴动”，②省总行委任命邓子恢为巡视员，负责指导莆属地区革命。邓子恢到莆田后，在壶公山下的中和寺召开莆田总行委会议，决定整顿二○七团，在澳柄乡恢复被摧残的广业区苏堆埃政府；要仙游县行委抓紧发动暴动，建立红军队伍。此后，“莆田的斗争由反海军、反抗捐税转变到抗租抗债、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③
中和寺会议后，张兆汉、陈英等一批革命青年加入二○七团，红军人数迅速增加到50多人，团长杨伟、政委陈天章、副团长王铁成；广业区赤卫队也得以复建，负责人是王纪修、吴梦泽、陈蒲川。随后，二○七团与赤卫队到三区斗争3个恶霸，罚款500元，“坚决的帮助群众斗争”。④仙游县行委12日在大济组织暴动，毙、伤民团团丁7人，缴枪26支、子弹1000多发。暴动队伍随后转移到钟山乡麦斜岩成立红军第一○八团，团长黄英、政委林植、没收队长蔡明善（蔡园），共40多人枪。
10月中旬，省总行委鉴于泉属特行委已遭破坏，决定将惠安划归即将成立的莆属特委领导，蓝飞凤为莆属特委委员，由蓝与陈平山负责整顿惠安党组织，恢复1928年初失败的与泉（州）仙（游）交界的惠北游击区，调几位红军干部从惠安到莆田筹组红军教导队。接着省总行委领导分头行动，常委谢景德偕红军干部张威、汤军等人，到惠传达上述决定；常委王海萍到莆田，与邓子恢在澳柄乡召开莆田总行委会议，进行传达。会议正在进行中，我方侦知敌欲合围澳柄，于是会议遂决定红二○七团放弃在澳柄建立苏区的计划，转到莆田与福清交界的外坑乡建立苏区。红一○八团决定以麦斜岩为立足点，开辟位于仙（游）莆（田）边的兴太游击区。
10月下旬，王海洋、邓子恢在田厝洋乡召开莆田总行委与二○七团领导人扩大会，会议确定二○七团在外坑创建苏区应当掌握4条原则：建立贫农团、开展经济斗争、争取初战胜利、注意统一战线；⑤决定广业区赤卫队负责巩固澳柄、东度、夹漈3个老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以策应外坑的斗争；张威、汤军负责筹建红军教导队。会后，二○七团在向外坑进军途中镇压地霸2名，烧毁3个反动分子的房子。
为了实施“向福州发展”的斗争构想，省总行委将福、莆、仙、惠四县的分散战斗组织成了一个统一的斗争局面，基本上确立了莆属革命的区域。
莆属地区三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外坑乡距离荔城百余里，是莆田与福清两县交界的偏僻山区，易守难攻。11月初，红二○七团进驻外坑乡及白云乡的安乐村。9日，省委⑥秘书长蔡协民到外坑召开莆田总行委会议，决定党、团“分化”，成立中共莆属特委，由巡视员邓子恢兼书记，王于洁、蓝飞凤、陈天章、王纪修等为委员，韩永藩、徐元昌为团莆属特委负责人。会议还布置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3周年前，分为游击区与白色区两条战线，抓好宣传苏维埃、扩大红军、恢复团和群众原有组织、成立外坑乡苏维埃政府、斗争地霸5项工作。这次会议从组织上思想上纠正了“立三路线”在莆属地区的影响，使闽中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会后，莆属特委在莆田白区相继恢复了中共涵江区委（书记蒋声）、荔城特支（书记郭寿銮）、江口两个党团混合支部（书记蔡三）和团莆田县委（书记蒋声）、互济会莆田临时县总（主任戴梦全）以及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并在外坑游击区新建了一个党支部（书记王纪修）。惠安涂岭区委也在惠北恢复、整顿了一批党支部、农会。
11月中旬，红二○七团改编为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张威、政委王于洁、参谋长兼教导队队长汤军、政治部主任陈天章；随即举行外坑暴动，采取打土豪分粮食的办法发动群众，建立苏区。与此同时，第二支队进一步整训红军，招收红军战士，决心变被动阻敌为“有计划的进攻敌人，在莆田、仙游、福清、惠安一带游击，打击海军与消灭当地民团、常备队，创造这几县的赤色区域”⑦。
在红军队伍改编后，莆属特委即着手“分化”仙游县行委，调许淑修到特委机关工作，韩永藩任特委巡视员兼仙游临时县委书记，韩到仙游后，选戴槐、林植为县临委委员，余光为团县委书记。在整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红军队伍后，第二支队加紧了在外坑内外的军事活动。11月25日，第二支队50多人枪攻打洪里村，毙、俘恶霸林少平的走狗4人，缴枪8支、罚款800元。随后红军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外坑乡贫农团（主席蔡金清），通过了初步制订的土地革命纲领：“（一）以后永不缴租，一切债务都要取消，所有田契债券限3天内自动缴出焚毁；（二）一星期内土地分配完毕；（三）组织赤卫队，枪支除由游击队拨给5支外，乡村内所有枪支均献出来，并向富农募款购买，用以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⑧。这之后，党组织和红军队伍在外坑乡进一步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分发浮财，收缴契据及枪支等。
在斗争中，红军队伍得以不断扩大。11月底，第二支队接收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毕业生黄一星等10多人入队，黄被任命为教导队副队长；接收庄毓英、陈仰高等惠安干部入队；接收起义的海军陈军医及一名护士入队，成立了第二支队军医处。第二支队很快就扩大到七八十人。
12月9日，外坑乡苏维埃政府在宣德宫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乡政府组织机构的领导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马备，赤卫队正、副队长蔡扬、蔡钵，妇女会正、副主席蔡珠、陈正斜。同时成立的还有儿童团、救护队等组织。外坑乡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纵横十多里″的外坑苏区基本形成，党的“影响一天天扩大”。⑨
与此同时，惠安涂岭区委整顿原红军独一师的核心力量，重组人民武装，重新开辟了涂岭、驿坂、白水至三坪山区的游击走廊。11月下旬，惠安人民武装通过乡绅黄逸谋挂名涂岭区团队，在水窟、乌面宫、路口等重要隘口设岗，实行武装割据，凡外来队伍过境或住宿均须事先联系；并对惠西股匪汪汉民部（约1000人枪）约法三章：改恶从善，一致对敌，然后予以收编；形成了方圆30华里的惠北游击区。
莆属地区革命的失败
12月中旬，莆属特委根据省委关于“莆属的游击战争力量，要以群众的斗争力量牵制敌人对闽西的进攻″的指示，组织工人农民兵士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决定赤卫队（40多人枪）留守外坑，第二支队“向外扩大″苏区。随之，张威等率队出击莆田的白云、泗洋、南坛、洪里等乡及福清的金芝等地，斗霸分粮，追剿郭楼古股匪。此间捕押地主3人、罚款2000多元，还打退了敌第三次“围剿”，在方圆百里内组织起了1000人以上的贫农团、赤卫队，形成了外坑苏区的边缘区，红军扩大到160多人（内有党、团员近20人），“影响非常之大”。但由于红军在军事行动上带有盲目性，所以第二支队的行动一再扑空，尤其未能消灭各乡的罪魁祸首与郭楼古股匪，因而边缘区未得巩固。与此同时，形势开始恶化。由于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中有一个士兵委员会的成员暗中告密，致使韩永藩、徐元昌等4个地下人员在莆田涵江被捕，地下联络站被抄，“党的重要文件落在反动派手中，”⑩韩、徐随后牺牲。此外，第二支队中混入了内奸马雄。敌人通过以上途径，摸清了莆属红军的实力与行动计划。
12月下旬，敌800余人“围剿”红军第一○八团。红军兵分两路，主力由团县委委员罗迎滔引路，连夜突围转到游洋隐蔽；黄英、林植、余光、蔡园等8人组成小分队欲袭鲤城以调动敌军撤围回援，但他们行至榜头时被打散。蔡园负伤被捕，余光急赴外坑请示汇报。王海萍、邓子恢得悉仙游的情况立即召集特委开会，决定由邓子恢、张威、汤军率第二支队主力转到惠北扩展游击区；王于洁升任莆属特委书记，蒋声升任特委委员兼莆田县委书记，由他们两人坚持在莆（田）福（清）边领导开展工作；郭寿銮升任特委委员兼仙游临时县委书记，坚持在仙游开展工作；陈天章、王纪修率第二支队一部及赤卫队，坚持在外坑苏区及边缘区开展斗争。
会后，特委派蓝飞凤先期赶赴惠北作准备。这时，国民党调遣海军陆战队、常备队、民团、股匪共1000多人开始“围剿″第二支队，值此，邓于恢正犯疟疾、发高烧，第二支队领导得报后，却对己恶化的“整个客观形势认识不充分”；“轻视敌人对我们的进攻”⑾；反受马雄的诱骗，在主力l50多人开赴白云乡芦尾村斗霸时，又犯了军事上的疏忽错误，在安乐村未留士兵防守退路，到村时布哨太近，未能及早发现敌军，结果遭到包围袭击。陈天章、汤军、陈仰高等43人于27日、28日在反“围剿″战斗中相继牺牲。黄一星率少数队员突回外坑乡，其余战士被打散，马备奉邓子恢之命，率留守外坑的40多位武装人员赶去救援，但在途中被阻击，撤回外坑乡再次阻敌后队伍只剩下20多人，10多条枪。紧接着，队伍由邓子恢率领撤出外坑，途中又牺牲I人。
此时惠安的工作也屡遭挫折。12月26日，涂岭区委书记吴敦仁在惠北家中被敌暗杀。1931年1月7日，陈平山从三坪欲到涂岭与蓝飞凤商讨迎接第二支队主力进驻惠北游击区的问题，因内奸告密，在惠北寨后村被股匪颜选、黄丽荣部伏杀。
红一○八团也在强敌的“追剿”下逐渐失散。
随后，敌在莆、仙、惠疯狂“清乡”，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莆属地区。
1931年1月下旬，突围出来的邓子恢在莆田梧塘省三小学召开特委和第二支队主要领导人会议，认为莆属地区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于是会议决定撤销第二支队、一○八团和涂岭区团队，领导人及骨干分到莆、仙、福、惠各地隐蔽工作；邓子恢、张威等4人到省汇报工作。
1931年2月，省委召集王于洁、蒋声、郭寿銮等人到省委机关总结莆属地区革命的经验教训，随后省委于2月26日发出《关于莆仙目前的形势与今后工作方针》的文件，决定撤销莆属特委，恢复莆日县委建制，领导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由莆田县委（书记王于洁）指导仙游党的工作；惠安划归复建后的泉州特支领导。此后，莆属党组织转入接受失败教训、重新聚集力量的工作阶段。
对莆属地区革命的评价
1930年10月至1931年2月的莆属地区革命，在闽中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为：
一、莆属党组织消除了“立三路线”在莆属地区的影响。1930年年中，由于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莆田涵江、荔城两镇暴动均遭失败。随后，莆属地区革命虽然贯彻了省总行委关于：“莆属、闽东与闽北配合起来向福州发展推动福州的暴动”的指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王海萍、蔡协民、邓子恢则指导莆属党组织加以抵制和纠正，明确仅在莆、仙、福、惠“创造这几县的赤色区域’，并将立足点转到几县交界的偏僻山区，相继开辟了三块革命根据地。正如1931年1月21日福建省委紧急常委扩大会所作的《政治决议》中肯定的那样：“惠安、莆仙等地农村斗争的发动是对的”，莆田后一时期“转变”了“立三路线”，“创立了小块的赤色区域，这是正确的”。
二、莆属地区革命促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闽中革命的高潮。1930年10月前的惠安暴动与莆田暴动，虽曾建立过五陈乡苏维埃政府、胡埭头村苏维埃政府及广业区苏维埃政府，但存在时间都很短，且未进行过土地革命。而外坑乡苏维埃政府建立后进行了土地革命。因此，外坑苏区在福建革命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党领导革命武装“坚决的帮助群众斗争”，“牵制敌人对闽西的进攻”，扰乱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在斗争中得到不少的经验，播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使“群众对于土地革命有了深刻的印象”⑿；促成了莆属地区的革命高潮。
三、南属特委的成立，奠定了闽中党的组织基础。1926年2月莆田党团混合支部成立时，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与福州、厦门一起，在省内最早建立了党团组织。1926年12月中共莆田特区委成立，随后归福州地委领导。1927年4月，特区委在上宫建立了仙游县内第一个党支部。同年12月，莆、仙分别成立县委，并建立莆、仙县委“联席会”，统一领导两县革命。1930年6月，省委确认“莆田县委是莆田、仙游、福清的中心”，“福清有工作归莆田”⒀。8月莆田总行委成立后，继续领导仙游县行委及福清的工作。1926年12月惠安党组织建立后，相继受厦门党组织、闽南临委、泉州党组织和省委的领导。1930年10月，省总行委把惠安划归莆属地区。同年11月莆属特委的建立，在闽中党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此前，莆、仙、福、惠因分属于不同的组织系统，斗争是分散的，莆属特委成立后，斗争可以联结为整体，形成规模。同时，它也为1935年闽中特委的组建，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奠定了领导范围的雏形—由莆仙福惠逐渐扩展到兴化、福州、泉州三个地区。
四、莆属游击区是闽中作为独立的一块游击区的开始。莆属地区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地位和影响依然存在，正如1931年2月26日省委所指出的那样：“莆、仙的斗争开展，影响于各地甚大，特别是可以使闽南与闽北的革命势力联系起来……新的更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因此，省委对莆、仙的工作应特别注意”。1934年以后的史实证明了省委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闽中终于成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15块游击区之一，成了“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之一⒁，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莆属地区革命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主要有：1．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中，未能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对作恶多端的匪首打击不够有力，以致后患无穷。2．白色区的工作“不注意秘密工作……以致机关屡次被敌人破获……党的重要文件落在反动派手中，以致牵连到游击队来”⒂。游击战争偏重于军事行动”，发动群众不够充分，等等。
注：
①《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319-320页。
②《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31页。
③④⑩⑿⒂《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莆仙目前的形势与今后工作方针》，1931年2月26日。
⑤邓子恢：《我的自传》，载《福建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
⑥此时，省总行委撤销，恢复福建省委建制。
⑦⑧《福建红旗》第一期，1930年12月11日。
⑨⑾《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46页、第47页。
⒀《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253页第239页。
⒁《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的指示》，1937年10月1日。
(蔡国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