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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建党与大革命
2013-12-3010:34:00来源:

  蒋维锬  吴国钧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区“努力开始党的组织”。根据这一决议精神,党中央和广东区委于1925年冬分别派一批共产党员到福建,在福州、厦门和莆田等地开展建党工作。其中厦门的党组织由广东区委发展,福州和莆田的党组织则直接由中央委派在沪求学的福州和莆田籍党员回乡发展。所以,地处福、厦两个中心城市之间的莆田,是大革命时期福建首批建党的三个地区之一。


  一、莆田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莆田、仙游一部分高中毕业生陆续考进了上海、北京、厦门等市的大学。他们在大学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到了1925年,京、沪等地的莆、仙籍大学生陈国柱、黄苍麟、林嵩龄(莆田人)和黄经芳、陈嘉谟(仙游人)等先后在本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寒暑假回乡期间,常把马列主义书籍和革命刊物带回家乡,在青年朋友中传阅。于是,在莆、仙这块土地上,开始播下了马列主义的种子。

  1925年底,陈国柱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离校之前,党中央派袁孟冰跟他谈话,指示陈返闽后要在就业所在地区开展建党工作,并直接与中央联系①。陈国柱回莆后,于1926年初受聘在母校哲理中学任教。该校高中部的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原先就是陈国柱宣传马列主义的对象,所以这些学生很快就团结在他的周围。随之,“读书会”、“学术研究会”等学生团体纷纷成立。2月底,陈国柱从各班级积极分子中挑选陈天章、陈兆芳、吴梦泽、吴承斌、陈德来等,召集他们到自己宿舍(学校钟楼二楼)讨论,决定成立莆田党团混合支部。②支部成立后,陈国柱立即写信向中央报告。莆田第一个党团混合支部的领导成员是:书记陈国柱、组织陈天章、宣传陈德来。

  1926年3月下旬,陈国柱赴广州参加大革命。同年6月,粤区党组织领导人又将他派回福建开展工农运动和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准备迎接北伐军入闽。陈国柱返莆后,继续任教于哲理中学,同时又在省立四师、公学中学和涵江中学兼课。于是,他以哲理中学为核心,在城、涵两镇各中学中发展党、团组织。当时莆田是闽中地区除福州、泉州两市外唯一有高级中学的县城,所以仙游的邱光兆、林锦如,永春的林怀才、余丽水,德化的吴郅治、赖锡柱等一批外县学生,也在莆田入党,③成为以上这些县的第一批党员。

  1926年8月间,国民革命军北伐捷报频传,北洋军阀在莆田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共莆田支部④决定借大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东风,派林嵩龄、陈天章、陈兆芳、吴梦泽等回家乡组织农会并开展建党工作,于是广业地区的澳柄、夹漈,城郊的丰美,常太的山门等地都建立了党支部。

  同年12月,北伐军由闽南进军兴化,进而攻克福州,从而宣告北洋军阀在福建统治的结束。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福州地委通知陈国柱赴省商谈组织工作,经地委领导研究确定,莆田成立党的特别区委,隶属于福州地委。特区委由陈国柱(书记)、陈天章(组织)、林嵩龄(宣传)、吴梦泽、林清汉、陈兆芳、陈德来、郭晓云(女)、吴承斌等组成。特区委成员分头深入基层做民众工作,相继在莆田的北路、江口、北高、前沁、忠门、广业、常太等地建立了农民协会,把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27年4月上旬,国民党右派提前在福建发动事变,许多共产党员惨遭屠杀。莆田特区委领导成员及时转移到农村,免遭于难。由于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党组织派陈国柱等赴武汉向中央请示。在党中央工作的任弼时接见了福建代表陈明和陈国柱,指示他们立即返闽整顿和恢复党组织,准备开展地下武装斗争。陈国柱返闽后,先在厦门参加福建临时省委的筹建工作,至同年11月回莆田。这时,莆田党组织由宋耀华、陈天章、吴梦泽等负责。陈国柱找他们研究部署了莆田的工作后,考虑到自己在大革命期间名声太大,不便在莆田继续活动,便决定再次到仙游开辟工作。

  陈国柱到仙游后,与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黄经芳接上了组织关系。他俩商定互换工作地点,即陈在仙游建党,黄到莆田担任领导。1927年12月,莆、仙两县分别成立了县委。莆田县委成员为黄经芳(书记)、宋耀华(副书记)、陈天章(组织)、林嵩龄(宣传)、吴梦泽、林清汉、陈兆芳、李培兰(女)等。仙游县委成员为陈国柱(书记)、王于洁(组织)、许淑修(宣传)等。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分裂

  莆田自辛亥革命之后,一直置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其间,革命党人曾一度随粤军的入闽而活跃一时,但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于是许多不满于北洋军阀统治的士绅就创建了自由党,主张“闽人自治”。当时,改组后的国民党在莆田还没有基层组织。据陈国柱回忆,1926年初他在莆田创建党团混合支部时,就开始着手成立国民党莆田筹委会,在向中共中央秘密报告时称“民校”。⑤而同时从大夏大学回莆田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曾天毅、陈震等人,也大约于此时开始酝酿筹备成立国民党地方组织。所以,莆田的国民党组织与共产党组织差不多是同时诞生的。迨至1926年6月,陈国柱自广州返莆后,才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正式成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莆田筹委会。其基层组织称区分部,大多数是依靠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为基础建立的,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参加国民党组织并成为骨干。所以莆田第一批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是由共产党人帮助组建起来的,第一批国民党员骨干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但是北洋军阀被打倒后,以地主豪绅集团为社会基础的“自由党人”也摇身一变,自称为国民党人;他们手里掌握的民军也改编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但他们没有群众基础,不得不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合作,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不同意和他们合作,于是他们就蜕变为与“孙文主义学会”有组织联系的一派,在本地成为一股国民党右派势力。

  在北伐军入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关系一直是好的。他们一起组织工会、学生会和农会,一起率领群众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在北伐军入莆时,国共合作的筹委会发动10多万人夹道欢迎,并在中山公园召开军民联欢会。北伐军师长张贞、参谋长温起凡(莆田人)和莆田各界代表陈国柱、曾天毅等出席大会,并在会上演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劣绅、土豪、地霸!”“实行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及新三民主义!”等口号声轰动全城。国民党莆田筹委会组织群众庆祝北伐胜利的场面,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气氛最热烈的。

  1926年12月,国民党福建省筹委会正式成立,由马式材(中共党员)、李培桐(左派)主持创办党政干部训练所,以培训党务工作骨干,计划结业后派往各县筹建国民党县党部。陈国柱得悉内情后,立即选派陈天章、陈兆芳、王纪修、陈德来等10多名中共党员参加。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爆发。1927年4月3日,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事变,召开所谓“拥蒋护党”大会,成立“清党委员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莆田的国民党右派闻变欣喜若狂,立即于4月8日晚派兵抄、砸中共莆田特区委机关。⑥但陈国柱等党组织领导人已事前得到消息,早已撤离,反动派扑了空,仅抄去农会图章及一些普通文件。4月10日下午,莆田国民党右派分子又纠集党徒进行所谓“拥蒋反共”游行,叫嚷要“改组莆田县党部筹委会”,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由于左派人士的主张博得群众拥护,加上从省党部受训回来的干部又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右派分子十分孤立。“清党”之后,国民党省党部派员来莆监督选举,结果还是左派当选,右派落选。直至1928年底,国民党在莆田进一步“清党”,共产党人才全部退出。当时全县约有500名国民党员,参加“清党”登记的仅10多人。所以,莆田第一次国共合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持续时间长了一年多,这是国共合作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⑦


  三、党领导的农民运动

  早在北伐军入闽之前,莆田党组织就开始领导农民运动。1926年6月,陈国柱从广州回来,就按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做法,派党员陈天章、吴梦泽、林凤池、林清汉等回乡秘密组织农会。迨至1926年12月北伐军张贞师入莆时,东路军指挥部的胡秉铎(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何应钦的秘书)捎信通知陈国柱到仙游面谈,陈邀曾天毅带路赴仙。胡介绍国民党内部开始“清党″的情况,指示陈要“发动反对右派,深入下层,专门做民众工作。”陈回莆后,立即组织党团员下乡,分片包干将农民组织起来,用国民党的名义公开成立区乡农会。由于莆田农会搞得有声有色,国民党省党部农运委员会于12月27日委任陈国柱和林清汉为农运特派员,负责筹建莆田县农民协会。于是,“莆田县农民协会筹备会’的牌子就在莆田城区古谯楼上公开挂了起来。

  但是,农运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干扰破坏。他们一边向省党部密报陈国柱等是共产党,“冒名组织农会”,一边组织地痞流氓搞打砸破坏。1927年1日下旬,县农协筹备会在古谯楼上召开各区乡农会会员代表会议,准备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右派分子即唆使打手冲进会场,起哄武打,与会代表有的奋起抵抗,有的被迫从楼上跳下,这就是莆田有名的“跳鼓楼事件”。⑧

  县农协虽然一时不能成立起来,但基层农协则全部由左派领导,所以农村革命形势仍如火如荼,地主豪绅不敢出头露面。直到莆田“四·八”事变后,农村的农运还在持续发展。如县农协副委员长董玉辉发动珠江、西沁等村农、盐民数千人到笏石镇举行反盐捐示威游行,结果被右派掌握的反动地主武装所镇压,群众被打死两人;又如忠门农会发动农民暴动,抵抗捐棍雇用反动军队下乡催捐,结果农民被枪杀数人,房屋被焚数十间,酿成“忠门惨案”。莆田农运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不妥协,最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四、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莆田是福建最早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县份之一,也是最早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的县份之一。莆田文化教育发达,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在青年中深入人心,莆田党组织的创始人陈国柱就是接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积极分子。莆田建立党组织后,党领导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更是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1926年3月,哲理中学美籍校长章文新在纪念“复活节”时,把五色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旗)倒置,激起学生公愤。党支部立即以学生会名义发动学生开展斗争,迫令章氏承认错误。通过斗争,党支部把教会分子控制的学生会领导权夺过来,进而又掌握了县学生会的领导权。在“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党组织又通过学生会发动全县学生举行集会,冲破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的重重阻拦,成功地组织了示威游行。在北伐军光复莆田后,党又同国民党左派人士郑秀毓等合作,发动“非基”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勾结军阀、地主、豪绅破坏大革命的罪行,并在城东南新开一条马路,命名为“非基路”。以后,党组织又在澳柄、晏井、北高等地发动群众斗争反动神甫、牧师,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自从莆田建党之后,莆田人民就在党的领导下,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去。这场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但这一伟大的斗争实践,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党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

  

  

  

  注:

  ①②国柱:《我在莆仙地区建党初期的活动》,《烈火春秋——闽中革命回忆录专辑》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③⑥⑧吴梦泽:《莆田早期革命斗争回忆》,《烈火春秋——闽中革命回忆录专辑》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第15页、第13页。

  ④1926年6月,陈国柱从广东返回莆田后,将首批发展的5名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将莆田党团混合支部改为中共莆田支部,由陈国柱任书记,仍直属党中央领导。

  ⑤莆田县委党史办公室:《革命回忆录选编》第18页。

  ⑦见《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32页。


(雷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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